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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06 2013

張超雄:假如斯諾登在港申請成為難民

斯諾登事件最近在香港弄得滿城風雨,因為他揭發了美國政府的廣泛監聽及截取美國本土以至全世界的電話及網絡通訊,泄露了美國國家安全局的「錂鏡行動」,使他頓然成為政治難民。斯諾登選擇了高度曝光,受到全球注目,引起了廣泛關注。雖然美國政府表明要港府遣返他回國受審,但有不少人甚至有國家表示願意幫助斯諾登。最後,特區把這個燙手山芋送了去俄羅斯,避免卷入一場外交風波。

大概從來沒有人想像到,連美國人也可以成為一個國際難民。但除了美國,世界上的確有不少國家和地區的人民,正在面對戰爭及各種形式的種族、宗教及政治迫害。假若有被迫害的人來到香港,我們應該怎樣對待他?以香港今日的經濟水平,我們絕對有能力讓他們得到最基本的保護,並且應以人道的方式去處理他們的需要。事實上,這亦是作為國際社會一員的基本責任,况且,我們還受到一些國際公約的法律約制,令我們必須這樣做。

現實是否如此?假若斯諾登是一位從孟加拉來並且身無分文的難民,他在香港的命運會如何?首先,他大概會去駐港的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申請進行難民身分評估。但由於公署的資源和人手有限,評估一般需時三至四年。在這段期間,斯諾登可以向國際社會服務社申請援助;他可以每十天得到一袋食物,國際社可以代他租一個住所,每月的租金最多一千二百元,租金會直接由國際社代交,而國際社亦不會提供租金上期或按金。用這樣的條件,不要說租劏房,就連租個床位都困難。沒有雪櫃,食物變壞了怎辦?這是閣下的問題。病了怎辦?可向國際社申請醫藥費,但必須在批准後才可去看病。交通費怎辦?也必須事先申請,而且只能用於必不可少的活動,例如來往住所及難民公署。國際社提供的一切只是少得可憐的實物援助,沒有分毫現金會落在斯諾登手上。

在這樣的援助下,斯諾登根本難以生存。於是他要去找一份工作,賺取一些生活費。可是,難民是不能在港工作的,工作是犯法的行為,若不幸被捕,認罪也要坐監十五個月,不認罪則要坐二十二個月。若果斯諾登是個自強不息的年輕人,希望在這段時間讀書,對不起,這是不容許的。若果他只想生活過得有點意思,到慈善團體去做義工,對不起,這也是不容許的。若果聯合國難民公署的評估最後失敗,他不想被遣返,可以再向特區政府用酷刑聲稱,申請酷刑的難民身份評估,而這個評估又會額外需時三至四年。

斯諾登為了逃避政治迫害,九死一生地逃到香港,卻要面對一個漫長的過渡期,這段期間他的生活卻極為艱苦,不但物質匱乏,而且什麼也不能做。若他冒險工作,便要冒失去自由的風險。他唯一的出路,是回到他原來要逃避政治迫害的地方。否則,他就得要了無止境地在這個異地呆下去,而這條路的結局,極可能難逃最終被遣返。

香港不是收容國,特區政府只把自己當作中轉地,多年來,本港的難民數目一直徘徊在四至六千人左右。但在評估後而獲得難民身份的卻只屬少數。目前只有約一百人獲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評定為難民。至於酷刑聲請的成功率則更低,在過去多年累積的過萬個申請之中,只有不足十個個案成功。成功率近乎零,不可謂不慘烈。

我最近到過在打鼓嶺坪輋,去探望一群在這偏遠地區蝸居的難民。他們都是孟加拉來的,大多數是年輕及中年男性,但也有家庭甚至有單親與嬰孩。他們的居所簡陋不堪,看似是在荳芽廠及農場旁僭建的不安全建築。沒有沖廁、廚房、或浴室。打風下雨都會做成極之不便甚至有隨時倒塌的危險。衞生環境欠佳,電力及煤氣裝置極為隨便,根本是第三世界的居住環境。

這些人千辛萬苦逃離家鄉,為的應該是要免於受迫害,追求一個較安穩和有意義的生活。可是,若不幸地逃至香港,祈求我們提供庇護和人道的安排,恐怕他們會大失所望。因為特區政府根本不打算成為他們的庇護所。剛好相反,我們要他們得到慘痛經驗,好讓他們叫其他人不要逃難至此。因為我們政府所關心的只是發展經濟,而非人道救濟。

斯諾登放棄在港尋求政治庇護,相信是個正確及智慧的決定。

張超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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