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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健:問責制失衡 管治困局依然

去年12月,特首林鄭月娥向國家主席習近平述職時,得到高度肯定,被稱讚為「志不求易、事不避難」。果真然,林鄭在聖誔及農曆新年假完結後,便於2月先由民建聯陪同台灣兇殺案死者家屬召開記者招待會,然後向立法會提交建議,修訂《逃犯條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5月時便把過往未有修訂法例形容為「鴕鳥了 22 年」,並得到林鄭月娥的支持。從林鄭對過往特首的批評,可見她當時目空一切、鄙夷前任特首碌碌無為。

何以林鄭能夠有此氣焰?我們必須從中國的國情中了解。自中共建政以來,在缺乏民主制度、傳媒監督的情況下,一直試圖克服「官僚主義」的弊病,毛澤東甚至以此為由,發動文化大革命。在習近平主政之前,人們常言「政令不出中南海」,即政令不通,地方政府沒有推行上層的政策。隨著習近平刪除了對國家主席的兩屆任期限制,加上整風、反腐與中共黨建的工作,並且打壓人權律師、人權倡導者、思想獨立的記者及網路討論,把自己的地位及其政策定於一尊、一錘定音。

因此,習近平高度讚揚林鄭月娥「志不求易、事不避難」,儼然成為了中國官員的表率,體現習近平堅決向官僚主義鬥爭的精神。雖然現在林鄭月娥焦頭爛額,只是執行上出現偏差,而非根本出錯。加上中共為了維護面子,避免中了香港反對派的「圈套」,不會把林鄭、甚至只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或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辭退。

11月24日區議會選舉,表面民主派奪得八成議席,但從票數而言仍存在隱憂。建制派較2015年增加了43萬得票,增長率為55.9%。這個數字打破了我們過往認為高投票率必然有利於民主派的想法。過往我們認為建制派所依靠的是鐵票,高投票率下的增加的選票必然是支持民主派。可是,事實不然。今次選舉非建制派較2016年的得票增長為48萬,建制派則增長了32萬,比例恰好是六四比,因此即使高出一成的投票率,票數的分佈仍然沒有改變。事實上,以票數計算,民主派取得逾167萬票,為總投票數的大約57.2%;而建制派雖然只得不足2成議席,但仍取得119萬票,為總投票數的大約40.6%,亦清楚說明這一點。

對於中共及林鄭而言,他們解讀為選民只是把立法會投票時的取向應用在今次區議會上,實際上兩個陣營所得的支持沒有改變。林鄭亦在回應選舉結時,更強辭奪理地說「唔少選民以投票展示對暴力嘅不滿」。因此,建制派雖然區議會選舉失利,但他們慶幸「六四比」沒有被打破。對於建制派的地區工作做成的損害而言只是有限。因為他們的地區組織並非只是圍繞區議員,而是固有的同鄉會、業主立案法團、互委會、家教會、興趣班等。中共向來重視基層組織,「把支部建在連上」,未來只會加強香港基層的控制。林鄭亦明言會以公職委任落選的區議員作酬庸,更不愁中央的維穩費會短缺。

可幸的是,香港人明白區議會選舉只是「支線任務」,繼續堅持爭取五大訴求。12月8日,民陣公佈有80萬人遊行,民間則認為有更多。但無論如何,接近一百萬人不忘初心,成為了爭取民主的中流砥柱。同時,民間亦蘊釀如何攻克立法會的功能組別選舉,包括登記為業界選民、籌組工會參與勞工界選民等。在不分化不割席的旋律下,選舉與運動並不互相矛盾,跳出過往對立的思維。

當然,在中共當初設計的制度,便設下多個防火牆,包括廢除市政局、區議會選區為數條街或半個屋邨、立法會功能組別及特首選舉委員會等。眼看香港人打破建制派在區議會的壟斷,中共更著緊於功能組別的防守,防止民主派議席在立法會議席過半。本來政治上,更換問責官員Z為即時疏解民怨的最有效率的方法,過往零三七一後,有葉劉淑儀、梁錦松以致特首董建華下台,政府民望得以止跌。可是,在習近平強勢統治下,任何問責官員都不能辭職,因為辭職便代表了向「港獨」勢力低頭,而非從善問責。至於五大訴求,更是一個不能答允,只能以冒牌貨代替,「獨立檢討委員會」代替「獨立調查委員會」便是一例。

總結而言,高官不能下台,民怨不能疏導,但又因立法會選舉將近,忌憚民意而未敢加強鎮壓,形成了管治的僵局,只能倚靠警暴維持穩定。對香港人來說,運動將轉為持久戰,除了立法會選舉外,由下而上的參與,包括民主派主導的十七區區議會推動社區民主化、組織工會蘊釀罷工及職場的民主化、各樣定期的集會都能凝聚民眾的力量,共同對抗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