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執政團體之混亂、不老實，已到無可救藥的程度。同一個動用郊野公園土地議題，幾日內，官員、公務員、梁振英、「梁粉」竟然有不同立場。

原刊於路訊網：http://www.roadshow.hk/blog-spotting/news/entry/2013-08-08-10-00-52.html

當維持公義的機制消失，人民不再相信執法部門秉持中立公正，迫得在必要時以武力自保，社會便進入動亂狀態。破壞法治容易，重建人民對執法者的信心困難，修復人民之間的互相尊重須要更難。而沒有法治的社會，人民是最大的受害者。

我為香港憂心，因為我看到香港最近在民間的戾氣高漲，我看到文革開展的一些跡象在香港出現，而執法部門無心無力以中立公正的態度維持秩序治安，公信力受人質疑，沒有威嚴可恃，難在暴火街頭服眾。警隊最後可用的就是武力鎮壓，這正是絕大多數香港人不想見到的事。

民間的憤怒源自 :

1. 　政府政策傾向維護財團利益，令貧富懸殊惡化，不單基層生活艱難，中產也日益辛苦；無論住屋、教育、就業都不能令市民對個人和香港的前景有信心；

2. 　官員貪腐，由曾蔭權依附富豪享受奢華生活；湯顯明濫用公帑款待內地官員，形同監守自盜；梁振英豪宅僭建，真相仍在法外，未曾全面披露；梁營紅人張震遠孭着一身債務，卻仍然獲特首委任為行政會議成員；陳茂波身為發展局局長，主理建築物安全，卻牽涉經營劏房，新界東北發展區內農地利益引起的民憤未息，而陳茂波及其家人在海外註冊公司所持利益至今仍未全盤申報；

3. 　欠缺令官員向市民問責的政制，更談不上可讓市民影響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選舉；貪腐官員仍可安然佔據官位權力；

4.　 警隊選擇性執法，作政治檢控；不論是中央領導訪港時抬走6.4 T恤市民，以至濫用《公眾娛樂場所條例》，檢控支聯會李卓人，至最近無視所謂愛國團體滋擾，甚至襲擊市民、記者。

官員胡作非為，市民無法懲處，議會亦受掣於政制，無能為力，於是，先有議員在議會衝擊，免官員於尷尬的議事規則，帶動普通市民在街頭宣洩怒火，繼而有來路不明的所謂愛國團體在正規執法部隊以外滋擾，甚至用武力襲擊反對政府的市民。8月4日，兩批市民對峙街頭，愛字頭團體執着一句粗口，批評一名身任教師、與政黨有聯繫的市民，其間有人肢體襲擊記者、警方卻坐視不理，令民間怒火更盛。

近日部份退休警隊人員的行為無疑火上加油。退休前休假警司劉達強為「香港家長聯會」站台，讉責女教師一句英文粗口，他和「香港家長聯會」均堅持當日活動不是由政黨主辦，否認該活動具政治成份。這論點薄弱不堪，毫無歷史常識。

文化大革命是這樣開始的。毛澤東指令出身自電影界的江青批評電影「清宮秘史」，後來擴展到批田漢寫的劇本「海瑞罷官」，然後批孔，劍指劉少奇，到最後批周公，以周恩來為目標。全國最慘烈的政治鬥爭，以文化開始，達到排除異己的目標。毛澤東也沒有動用正規軍隊或公安進行拘捕，打搶砸由江青指示下屬組織紅衛兵踩出無法無天的第一步。為了達成絕少數人的政治野心，不惜利用年輕人盲目崇拜領袖的衝動，煽起潛在人心底處的暴力黑暗。十年浩劫，連累多少無辜？而鼓動人民與天鬥、與地鬥、日日鬥、人人鬥的領袖最終敵不過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霸業餘黨在身後煙消雲散，但十年殘酷鬥爭中養成的自保本能，包括坐視不理是非黑白，昩着良心不敢講真話，趁機打一把、踩一腳，在被批鬥者身上鼠竊利益，甚至誣告他人報私仇，這等了無法治而引起的險惡，遺毒至今不散。

禮儀制度一旦崩潰，容易擦槍走火，一發難以收拾。掌權人應即時收歛，以重建市民對法治、制度的信心。若有幕後操盤者的勢力，更應該盡快掃除，否則，香港好快玩完。

我是工黨立法會議員何秀蘭。首次跟大家見面，想和大家談談本港基層市民的貧窮情況。

香港貧窮越來越嚴重，當中有很多貧窮的成因，其實是由政府一手造成。從社會發展方向，以至各項主要政策，例如房屋、教育、勞工等政策，政府都在製造貧窮。自1997年，金融地產獨大，政府迷信四大支柱，製造業萎縮，基層、中產管理階層的就業機會也大幅縮減，造成M型社會。但政府沒有決心及早發展創意工業，繼續讓金融服務成為主流，香港越來越依靠外圍經濟，當外國有金融風暴，香港經濟體系容易受損，但往往復蘇的步伐又不及其他仍有龐大製造業為基礎的亞洲國家。另一方面，政府不敢投資社會、投資人材，只從緊縮開支入手；從2003年開始，政府緊縮開支，但經濟復蘇，政府收入回復正常，甚至大幅增加之後，當局仍然堅持200億減幅。

政府經常以「居安思危」為借口，不肯放手為社會投資未來，情況就如一個將要退休人士，抱著一筆退休金，不敢投資。然而，香港需要培育下一代，不能跟政府一樣退縮的。其實，這種退縮保守的態度會造成「自我應驗」(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情況：最害怕的事情不敢去做，結果害怕的事情便會發生。

政府有很多政策都正在製造貧窮，不少基層家庭收入追不上開支，是政府盲目相信小政府、盲目相信競爭，令基層更加無議價能力的惡果。以外判和最低工資為例：1999年金融風暴後，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將公共服務外判，本來很多有穩定收入的基層員工，月薪由11,000元減至6,000元，政府亦不監管外判商，不少基層員工收入實際只有四千多元，收入大減 2/3。好不容易通過的最低工資條例，政府要追加7億元撥款，補回當時工資與最低工資的差額，這就是政府造成的貧窮。政府帶頭剝削、也讓外判商有機會剝削基層工人。這7億就是政府政策剝削基層的證據。

房屋政策方面，在1999年推出167億置業貸款，令很多人成為苦業主。這就是政府但求託市的後遺症。停建公屋容易，但要重回正軌便困難，結果現在有22萬個家庭輪候上公屋，輪候期間以家庭六成以上收入租住劏房、棺材房等惡劣的環境。

另外，政府亦把教育的責任轉移去家長和學生，每年有6,000名合資格入讀大學的學生沒有津助的大學學位，而須自費攻讀學費高昂且無質素保證的副學位課程。此外，政府決定讓地鐵上市、領匯上市，均令市民生活開支大增。

政府每年派錢也不能消除貧窮，但應該集中資源投資房屋、教育、就業，幫助基層培育子弟，達到脫貧創富的目標。

社會是共依共存的，除了企劃和精密管理之外，企業須要大量基層勞工才可以創富，基層勞工付出勞力，卻只可換到微薄薪酬；勞工的家人負起照顧弱老的社會責任，政府為此省了不少公帑，但貧民年紀老去，喪失工作能力之後，便無可避免成為綜援戶。而政府一直任由勞工在不公平的市場中受欺壓，甚至以政策助紂為虐。

為彌補過去多項製造貧窮的政策，政府應盡快設立勞、資、官三方供款的全民退休保障機制，以全民共創的財富分擔扶老扶貧的責任。

工黨立法會議員　何秀蘭

月薪三十七萬的財爺曾俊華自稱「中產」。他說自己喜歡看法國電影和喝咖啡，就是一般中產生活。我也以為自己是中產，最近的確看了一齣法國電影《愛》，但看後心情久久未能平復，實在很想鼓勵曾俊華也去看，讓他這個掌握財政大權的財神爺，能感受一下需要護理照顧的長者及照顧者所受的壓力和困擾。

《愛》的故事簡單而真實，敍述一對八十高齡的退休鋼琴老師夫婦，妻子突然中風，丈夫要負起照顧的責任，妻子不願意住老人院，但身體及精神每況愈下，丈夫仍忠心地盡力護理，並先後聘請了護士，但始終照顧得不算很周到，妻子曾表示不願活下去，在沒有出路下，最後丈夫親手把患了嚴重失智症並全癱的妻子殺死。

《愛》獲獎無數，包括今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女主角已有八十五高齡，是有史以來最年長獲提名最佳女主角的演員，故事是導演以家中的真人真事寫成的，其震撼力，正是來自畫面和故事的真實感。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階段，沒有人能完全控制；但為甚麼我們不能讓經歷這些生命變遷的人，可以得到適切的支援、盡量去減輕他們的痛苦，以至讓他們活得更有尊嚴？我們投資大量資源修橋補路、發展經濟，投資教育，卻不願意為體弱長者或殘疾人士提供適切的長期護理服務。若果法國或歐洲都出現這樣的情況，香港的問題一定更嚴重。

「居家安老」　原則模糊 電影《愛》帶出的困局，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有類似的經歷。長者因為中風、跌倒、或其他疾病入院，未曾完全康復已被醫院趕出來。若家人沒法或沒能力自己或請工人為長者提供個人護理，唯一的出路，就是入住私營老人院。津助的院舍有兩萬八千多人在輪候，今年《財政預算案》說三年內會增加一千七百個宿位，即平均每年不足六百個，絕對是杯水車薪；但私營老人院則立即有宿位，私院平均入住率只有約七成。在無可奈何之下，長者會被送入這些環境惡劣的私院，在那裏渡過人生最後的日子。

究竟香港有沒有長期護理政策？政府說有，但政策文件則一直付諸闕如。直至今年二月，因為立法會開了一個長期護理政策委員會，我們要求政府遞交政策文件，政府終於要以白紙黑字向公眾交代有關政策。可是，政策文件沒有對現況加以分析，亦沒有檢討現時服務的成效，更沒有預測未來在人口高齡化下的服務需要。文件只抽象地介紹了政策原則及羅列了現有服務。其中第一大原則，是盡量維持長者及殘疾人士在社區獨立生活。

奇怪了！若果目標是「居家安老」，那麼服務重點就明顯地要加強社區支援服務了。目前提供的日間護理及家居照顧服務名額，總共只有九千三百個，佔九十八萬六十五歲以上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九五（不足百分之一）；全港私營連津貼院舍宿位卻有七萬五千多個，佔六十五歲以上人口的百分之七點七，院舍宿位比社區支援服務多了近八倍，體弱長者申請社區服務要排長龍，唯一出路是私院，這個現實又怎樣可能說是「居家安老」的政策呢？

《財政預算案》今年的新項目，是「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即所謂「錢跟人走」的嶄新資助模式。姑勿論這個模式是否有效，只看這個計畫只能服務一千二百名長者，就知道又是一個裝飾項目。當然，政府會說將來有機會恒常化和擴大。但這又會是多少年後的事？每年輪候院舍期間死亡的長者已是五千多人！究竟要幾多人死亡、幾多人在受盡年老體弱的折磨之後，我們的政府才會醒覺？

我誠意邀請曾俊華去看《愛》這部發人深省的法國電影，並在看戲後與他喝杯咖啡，好好檢討一下公共資源分配的優次，徹底地改善香港的長期護理服務。

張超雄 立法會議員 香港理工大學 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今天是大年初五，借此專欄祝《星島》讀者新年進步！還有兩周，財爺便會宣讀《財政預算案》，由於預計今年再度出現數百億盈餘，社會不少人均猜測屆時將會有其麼「派糖措施」。回顧曾蔭權年代，在○七至○八年度至一一至一二年度這五年間，單是由他經手派發的現金，包括稅務或差餉豁免，已共計有一千八百多億元。大部分人或以為「派糖」主要是派給低收入人士，如寬免公屋住戶租金一個月及綜援領取人士多發一個月津貼等。可是根據社會服務聯會的分析，一千八百多億元中，惠及低收入市民的只有約五百億元，但派發給擁有物業或收入較高的中產人士的則有千億元。但想深一層，中產人士可能只得一部分，因為大部分稅務減免如商業登記稅、物業稅、差餉等稅務寬減，相信大多已落入大財團的口袋中，貧富懸殊加劇是必然後果。

很多中產人士均認為自己「交稅多，福利少」。雖然從實際數字看來未必盡然，但不少人感覺只有付出，卻沒有生活保障。今天的中產家庭，最大的負擔莫過於置業。樓價和租金近年有如脫韁野馬，與年輕一代的負擔能力已全面脫軌，沒有上一代的眷顧，根本沒有置業的可能。為甚麼香港人會心甘命抵地窮一生之力，去買這個被地產商發水的蝸居？為甚麼我們容許政府縱容地產霸權、用壟斷及被扭曲的市場巧取豪奪？事實上，要在香港維持自己及下一代的中產地位，買磚頭是主要的途徑。

經濟分配不均難保生活質素 此外，香港經濟發展的分配不均，亦令我們收入的增長不能維持一貫的生活質素。過去十年間，整個「餅」已造大了逾三成半，但家庭收入卻沒有顯著上升，以國際水平而言，我們的家庭整體收入基本上是偏低。在這種環境下，我們既要供養下一代，希望他們能維持中產生活，就要面對龐大教育開支，為了裝備孩子，不少中產都拼命讓孩子入讀學費不菲的直資名校或國際學校，還把他們的課餘學習安排得密密麻麻。孩子進入大學或到外國留學時，負擔更重。

除了房屋和教育外，中產的醫療費也日漸高漲。今天的公共醫療還可以信靠嗎？若非有緊急生命危險，無論是急症室或專科服務的輪候期都非一般人可以忍受。所以不少中產家庭都會自購醫療保險。一般小毛病，公立的門診服務根本就不可能預約得到。牙科服務費之高，則更令一般中產家庭「牙痛咁聲」。再加上近年物價通脹加劇，中產根本就難以維持中產的生活方式。

可是在付出不斷加重的同時，工作的穩定性、薪酬，以及福利卻在倒退，更由政府鼓勵甚至帶領先行。例如在社會保障方面，過往在大公司或一般較具規模公司服務的員工，往往可在退休時享有職業退休計畫。當員工的服務年資達到某一年期，僱主不但以一比一，而是二比一甚至更高的比例為他供款，讓員工安享晚年。然而，在推行強積金後，這制度已告取消。大公司因而節省了一大筆金錢，政府取消了長俸制，資助機構也紛紛用短期合約制聘任員工。對於大財團，政府更容許他們進行壟斷。試看本地的公用事業，電力、煤氣、港鐵等，全都可以在賺大錢時不斷加價。

派福利不如建設公義社會 要根治這個問題，並非要派甚麼福利，而是要求有一個公平和公義社會。若我們繼續縱容地產商操控樓價、讓公用事業不斷肆意加價、把房屋、醫療、教育不斷產業化、私營化、強積金計畫亦逼大家九折支薪。凡此種種，皆造成了今天的「中產之痛」。所以，與中產人士利益對立的，並非是基層市民，而是向財團傾斜的政府，以及依靠壟斷牟利的大財團。

張超雄 立法會議員 香港理工大學 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