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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 Tagged ‘中產’

九月 13 2013

梁振英執政團體之混亂、不老實,已到無可救藥的程度。同一個動用郊野公園土地議題,幾日內,官員、公務員、梁振英、「梁粉」竟然有不同立場。

1.先有隱形已久的陳茂波日前在網頁發文,講動用郊野公園土地建屋;
2.發展局隨即出新聞稿澄清只是局長分享個人意見,公務員隊伍與他劃清界線;
3.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表示郊野公園土地有法例保護規管;
4.梁振英先是不置可否,稍後說郊野公園不單是保育休憩,卻沒有講清楚他的真正意圖;
5.受環保朋友敬重的「梁粉」林超英是梁振英環保政綱的寫手,他在電台表示動用郊野公園土地作建屋的想法有如癌細胞,想都不要想;
6.同是「梁粉」的劉炳章說:只要用郊野公園的2.5%土地,已有1,100公頃,足夠未來10年44萬個住宅單位之用。

一星期之內,管治團隊與中堅支持者有六種說法,市民無法得知政府施政方針。政務司司長保持距離,不淌渾水;特首含糊其辭,不想退,又不敢進。若是梁振英與陳茂波從未傾過,後者以局長身份貿然發話引起爭端,顯示他沒有分輕重的能力;現在梁振英態度模稜無可,但又不敢明撐,相當縮骨。管治質素敗壞,小小一番發話也全無默契,搞得一塌糊塗。

房屋地價高昂,其一原因是政府土地拍賣價高者得,以有限供應面對內地難以估計的熱錢、甚至黑錢流入的大量需求,價錢已脫離香港中產可負擔範圍。政府賣地所得盡歸庫房,不肯用作增加公屋居屋供應,於是令絕大多數市民住屋艱難。

梁振英乘香港市民對上屆政府房產政策的怨氣,推出發展新界東北,提出大量填海,並由親信放風動用郊野公園土地,以應付未來10年人口增加約100萬的需要。

人口數量確實是問題癥結所在。人口增加當然須要更多房屋,但大家身邊親友同事有多少人生兒育女?其實自1997年以來,香港出生率低,一直達不到維持人口數量穩定的標準。每個女性要生育2.1名嬰孩才可補充死亡人口,稱為替補人口出生率。在沙士期間,出生率只有0.9,在2011年回升至1.24,但距離2.1尚有大段距離。按以上數字,香港人口應慢慢遞減,但97主權移交以來,香港人口增長近100萬。近10年人口增長包括44萬持單程證來港團聚的配偶和子女,我們有責任支持,但同時有約47萬移民通過優才、專才、僱員、投資等各種渠道來港,我們應該小心審視,不可以照單全收,以避免香港人口無止境增加,令港人住屋長期無法解決。

我曾在立法會用上述出生率問陳茂波,香港未來10年從哪裏來新增100萬人口,我們到底為誰搶地?為誰建屋?以致我們要填海,減綠化地帶?陳只將問題推向不在座的政務司司長擔當主席的人口政策委員會。但多個官員在不同場合均不敢回應向中央取回內地移民的審批權,大量非家庭團聚移民入口,我們無權過問,人口政策委員會豈非等同虛設?

解決土地房屋供應短缺固然是當務之急,但人口增加不能由香港控制,我們又如何滿足無限量的需求?向中央取回審批權才是根治房屋短缺的方法,只是看特區政府有無膽量向中央講清楚。

八月 10 2013

原刊於路訊網:http://www.roadshow.hk/blog-spotting/news/entry/2013-08-08-10-00-52.html

當維持公義的機制消失,人民不再相信執法部門秉持中立公正,迫得在必要時以武力自保,社會便進入動亂狀態。破壞法治容易,重建人民對執法者的信心困難,修復人民之間的互相尊重須要更難。而沒有法治的社會,人民是最大的受害者。

我為香港憂心,因為我看到香港最近在民間的戾氣高漲,我看到文革開展的一些跡象在香港出現,而執法部門無心無力以中立公正的態度維持秩序治安,公信力受人質疑,沒有威嚴可恃,難在暴火街頭服眾。警隊最後可用的就是武力鎮壓,這正是絕大多數香港人不想見到的事。

民間的憤怒源自 :

1.  政府政策傾向維護財團利益,令貧富懸殊惡化,不單基層生活艱難,中產也日益辛苦;無論住屋、教育、就業都不能令市民對個人和香港的前景有信心;

2.  官員貪腐,由曾蔭權依附富豪享受奢華生活;湯顯明濫用公帑款待內地官員,形同監守自盜;梁振英豪宅僭建,真相仍在法外,未曾全面披露;梁營紅人張震遠孭着一身債務,卻仍然獲特首委任為行政會議成員;陳茂波身為發展局局長,主理建築物安全,卻牽涉經營劏房,新界東北發展區內農地利益引起的民憤未息,而陳茂波及其家人在海外註冊公司所持利益至今仍未全盤申報;

3.  欠缺令官員向市民問責的政制,更談不上可讓市民影響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選舉;貪腐官員仍可安然佔據官位權力;

4.  警隊選擇性執法,作政治檢控;不論是中央領導訪港時抬走6.4 T恤市民,以至濫用《公眾娛樂場所條例》,檢控支聯會李卓人,至最近無視所謂愛國團體滋擾,甚至襲擊市民、記者。

 

官員胡作非為,市民無法懲處,議會亦受掣於政制,無能為力,於是,先有議員在議會衝擊,免官員於尷尬的議事規則,帶動普通市民在街頭宣洩怒火,繼而有來路不明的所謂愛國團體在正規執法部隊以外滋擾,甚至用武力襲擊反對政府的市民。8月4日,兩批市民對峙街頭,愛字頭團體執着一句粗口,批評一名身任教師、與政黨有聯繫的市民,其間有人肢體襲擊記者、警方卻坐視不理,令民間怒火更盛。

近日部份退休警隊人員的行為無疑火上加油。退休前休假警司劉達強為「香港家長聯會」站台,讉責女教師一句英文粗口,他和「香港家長聯會」均堅持當日活動不是由政黨主辦,否認該活動具政治成份。這論點薄弱不堪,毫無歷史常識。

文化大革命是這樣開始的。毛澤東指令出身自電影界的江青批評電影「清宮秘史」,後來擴展到批田漢寫的劇本「海瑞罷官」,然後批孔,劍指劉少奇,到最後批周公,以周恩來為目標。全國最慘烈的政治鬥爭,以文化開始,達到排除異己的目標。毛澤東也沒有動用正規軍隊或公安進行拘捕,打搶砸由江青指示下屬組織紅衛兵踩出無法無天的第一步。為了達成絕少數人的政治野心,不惜利用年輕人盲目崇拜領袖的衝動,煽起潛在人心底處的暴力黑暗。十年浩劫,連累多少無辜?而鼓動人民與天鬥、與地鬥、日日鬥、人人鬥的領袖最終敵不過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霸業餘黨在身後煙消雲散,但十年殘酷鬥爭中養成的自保本能,包括坐視不理是非黑白,昩着良心不敢講真話,趁機打一把、踩一腳,在被批鬥者身上鼠竊利益,甚至誣告他人報私仇,這等了無法治而引起的險惡,遺毒至今不散。

禮儀制度一旦崩潰,容易擦槍走火,一發難以收拾。掌權人應即時收歛,以重建市民對法治、制度的信心。若有幕後操盤者的勢力,更應該盡快掃除,否則,香港好快玩完。

五月 10 2013

我是工黨立法會議員何秀蘭。首次跟大家見面,想和大家談談本港基層市民的貧窮情況。

香港貧窮越來越嚴重,當中有很多貧窮的成因,其實是由政府一手造成。從社會發展方向,以至各項主要政策,例如房屋、教育、勞工等政策,政府都在製造貧窮。自1997年,金融地產獨大,政府迷信四大支柱,製造業萎縮,基層、中產管理階層的就業機會也大幅縮減,造成M型社會。但政府沒有決心及早發展創意工業,繼續讓金融服務成為主流,香港越來越依靠外圍經濟,當外國有金融風暴,香港經濟體系容易受損,但往往復蘇的步伐又不及其他仍有龐大製造業為基礎的亞洲國家。另一方面,政府不敢投資社會、投資人材,只從緊縮開支入手;從2003年開始,政府緊縮開支,但經濟復蘇,政府收入回復正常,甚至大幅增加之後,當局仍然堅持200億減幅。

政府經常以「居安思危」為借口,不肯放手為社會投資未來,情況就如一個將要退休人士,抱著一筆退休金,不敢投資。然而,香港需要培育下一代,不能跟政府一樣退縮的。其實,這種退縮保守的態度會造成「自我應驗」(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情況:最害怕的事情不敢去做,結果害怕的事情便會發生。

政府有很多政策都正在製造貧窮,不少基層家庭收入追不上開支,是政府盲目相信小政府、盲目相信競爭,令基層更加無議價能力的惡果。以外判和最低工資為例:1999年金融風暴後,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將公共服務外判,本來很多有穩定收入的基層員工,月薪由11,000元減至6,000元,政府亦不監管外判商,不少基層員工收入實際只有四千多元,收入大減 2/3。好不容易通過的最低工資條例,政府要追加7億元撥款,補回當時工資與最低工資的差額,這就是政府造成的貧窮。政府帶頭剝削、也讓外判商有機會剝削基層工人。這7億就是政府政策剝削基層的證據。

房屋政策方面,在1999年推出167億置業貸款,令很多人成為苦業主。這就是政府但求託市的後遺症。停建公屋容易,但要重回正軌便困難,結果現在有22萬個家庭輪候上公屋,輪候期間以家庭六成以上收入租住劏房、棺材房等惡劣的環境。

另外,政府亦把教育的責任轉移去家長和學生,每年有6,000名合資格入讀大學的學生沒有津助的大學學位,而須自費攻讀學費高昂且無質素保證的副學位課程。此外,政府決定讓地鐵上市、領匯上市,均令市民生活開支大增。

政府每年派錢也不能消除貧窮,但應該集中資源投資房屋、教育、就業,幫助基層培育子弟,達到脫貧創富的目標。

社會是共依共存的,除了企劃和精密管理之外,企業須要大量基層勞工才可以創富,基層勞工付出勞力,卻只可換到微薄薪酬;勞工的家人負起照顧弱老的社會責任,政府為此省了不少公帑,但貧民年紀老去,喪失工作能力之後,便無可避免成為綜援戶。而政府一直任由勞工在不公平的市場中受欺壓,甚至以政策助紂為虐。

為彌補過去多項製造貧窮的政策,政府應盡快設立勞、資、官三方供款的全民退休保障機制,以全民共創的財富分擔扶老扶貧的責任。

工黨立法會議員 何秀蘭

三月 14 2013

月薪三十七萬的財爺曾俊華自稱「中產」。他說自己喜歡看法國電影和喝咖啡,就是一般中產生活。我也以為自己是中產,最近的確看了一齣法國電影《愛》,但看後心情久久未能平復,實在很想鼓勵曾俊華也去看,讓他這個掌握財政大權的財神爺,能感受一下需要護理照顧的長者及照顧者所受的壓力和困擾。

《愛》的故事簡單而真實,敍述一對八十高齡的退休鋼琴老師夫婦,妻子突然中風,丈夫要負起照顧的責任,妻子不願意住老人院,但身體及精神每況愈下,丈夫仍忠心地盡力護理,並先後聘請了護士,但始終照顧得不算很周到,妻子曾表示不願活下去,在沒有出路下,最後丈夫親手把患了嚴重失智症並全癱的妻子殺死。

《愛》獲獎無數,包括今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女主角已有八十五高齡,是有史以來最年長獲提名最佳女主角的演員,故事是導演以家中的真人真事寫成的,其震撼力,正是來自畫面和故事的真實感。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階段,沒有人能完全控制;但為甚麼我們不能讓經歷這些生命變遷的人,可以得到適切的支援、盡量去減輕他們的痛苦,以至讓他們活得更有尊嚴?我們投資大量資源修橋補路、發展經濟,投資教育,卻不願意為體弱長者或殘疾人士提供適切的長期護理服務。若果法國或歐洲都出現這樣的情況,香港的問題一定更嚴重。

「居家安老」 原則模糊 電影《愛》帶出的困局,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有類似的經歷。長者因為中風、跌倒、或其他疾病入院,未曾完全康復已被醫院趕出來。若家人沒法或沒能力自己或請工人為長者提供個人護理,唯一的出路,就是入住私營老人院。津助的院舍有兩萬八千多人在輪候,今年《財政預算案》說三年內會增加一千七百個宿位,即平均每年不足六百個,絕對是杯水車薪;但私營老人院則立即有宿位,私院平均入住率只有約七成。在無可奈何之下,長者會被送入這些環境惡劣的私院,在那裏渡過人生最後的日子。

究竟香港有沒有長期護理政策?政府說有,但政策文件則一直付諸闕如。直至今年二月,因為立法會開了一個長期護理政策委員會,我們要求政府遞交政策文件,政府終於要以白紙黑字向公眾交代有關政策。可是,政策文件沒有對現況加以分析,亦沒有檢討現時服務的成效,更沒有預測未來在人口高齡化下的服務需要。文件只抽象地介紹了政策原則及羅列了現有服務。其中第一大原則,是盡量維持長者及殘疾人士在社區獨立生活。

奇怪了!若果目標是「居家安老」,那麼服務重點就明顯地要加強社區支援服務了。目前提供的日間護理及家居照顧服務名額,總共只有九千三百個,佔九十八萬六十五歲以上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九五(不足百分之一);全港私營連津貼院舍宿位卻有七萬五千多個,佔六十五歲以上人口的百分之七點七,院舍宿位比社區支援服務多了近八倍,體弱長者申請社區服務要排長龍,唯一出路是私院,這個現實又怎樣可能說是「居家安老」的政策呢?

《財政預算案》今年的新項目,是「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即所謂「錢跟人走」的嶄新資助模式。姑勿論這個模式是否有效,只看這個計畫只能服務一千二百名長者,就知道又是一個裝飾項目。當然,政府會說將來有機會恒常化和擴大。但這又會是多少年後的事?每年輪候院舍期間死亡的長者已是五千多人!究竟要幾多人死亡、幾多人在受盡年老體弱的折磨之後,我們的政府才會醒覺?

我誠意邀請曾俊華去看《愛》這部發人深省的法國電影,並在看戲後與他喝杯咖啡,好好檢討一下公共資源分配的優次,徹底地改善香港的長期護理服務。

張超雄 立法會議員 香港理工大學 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二月 14 2013

今天是大年初五,借此專欄祝《星島》讀者新年進步!還有兩周,財爺便會宣讀《財政預算案》,由於預計今年再度出現數百億盈餘,社會不少人均猜測屆時將會有其麼「派糖措施」。回顧曾蔭權年代,在○七至○八年度至一一至一二年度這五年間,單是由他經手派發的現金,包括稅務或差餉豁免,已共計有一千八百多億元。大部分人或以為「派糖」主要是派給低收入人士,如寬免公屋住戶租金一個月及綜援領取人士多發一個月津貼等。可是根據社會服務聯會的分析,一千八百多億元中,惠及低收入市民的只有約五百億元,但派發給擁有物業或收入較高的中產人士的則有千億元。但想深一層,中產人士可能只得一部分,因為大部分稅務減免如商業登記稅、物業稅、差餉等稅務寬減,相信大多已落入大財團的口袋中,貧富懸殊加劇是必然後果。

很多中產人士均認為自己「交稅多,福利少」。雖然從實際數字看來未必盡然,但不少人感覺只有付出,卻沒有生活保障。今天的中產家庭,最大的負擔莫過於置業。樓價和租金近年有如脫韁野馬,與年輕一代的負擔能力已全面脫軌,沒有上一代的眷顧,根本沒有置業的可能。為甚麼香港人會心甘命抵地窮一生之力,去買這個被地產商發水的蝸居?為甚麼我們容許政府縱容地產霸權、用壟斷及被扭曲的市場巧取豪奪?事實上,要在香港維持自己及下一代的中產地位,買磚頭是主要的途徑。

經濟分配不均難保生活質素 此外,香港經濟發展的分配不均,亦令我們收入的增長不能維持一貫的生活質素。過去十年間,整個「餅」已造大了逾三成半,但家庭收入卻沒有顯著上升,以國際水平而言,我們的家庭整體收入基本上是偏低。在這種環境下,我們既要供養下一代,希望他們能維持中產生活,就要面對龐大教育開支,為了裝備孩子,不少中產都拼命讓孩子入讀學費不菲的直資名校或國際學校,還把他們的課餘學習安排得密密麻麻。孩子進入大學或到外國留學時,負擔更重。

除了房屋和教育外,中產的醫療費也日漸高漲。今天的公共醫療還可以信靠嗎?若非有緊急生命危險,無論是急症室或專科服務的輪候期都非一般人可以忍受。所以不少中產家庭都會自購醫療保險。一般小毛病,公立的門診服務根本就不可能預約得到。牙科服務費之高,則更令一般中產家庭「牙痛咁聲」。再加上近年物價通脹加劇,中產根本就難以維持中產的生活方式。

可是在付出不斷加重的同時,工作的穩定性、薪酬,以及福利卻在倒退,更由政府鼓勵甚至帶領先行。例如在社會保障方面,過往在大公司或一般較具規模公司服務的員工,往往可在退休時享有職業退休計畫。當員工的服務年資達到某一年期,僱主不但以一比一,而是二比一甚至更高的比例為他供款,讓員工安享晚年。然而,在推行強積金後,這制度已告取消。大公司因而節省了一大筆金錢,政府取消了長俸制,資助機構也紛紛用短期合約制聘任員工。對於大財團,政府更容許他們進行壟斷。試看本地的公用事業,電力、煤氣、港鐵等,全都可以在賺大錢時不斷加價。

派福利不如建設公義社會 要根治這個問題,並非要派甚麼福利,而是要求有一個公平和公義社會。若我們繼續縱容地產商操控樓價、讓公用事業不斷肆意加價、把房屋、醫療、教育不斷產業化、私營化、強積金計畫亦逼大家九折支薪。凡此種種,皆造成了今天的「中產之痛」。所以,與中產人士利益對立的,並非是基層市民,而是向財團傾斜的政府,以及依靠壟斷牟利的大財團。

張超雄 立法會議員 香港理工大學 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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