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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 Tagged ‘中產’

二月 07 2013

文: 莫坤菱

近日同志平權運動鬧得熱烘烘,有一張相片在網上被瘋傳,相中是一對年輕夫婦,在日前政府總部反對性傾向歧視立法的祈禱會中舉起「反歧視,撐同志」的標語拍照。甫見到Michael才知,他就是相中人;Michael是家庭治療師,基督徒,工黨執委,在這個陽光燦爛的下午,相約在立法會大樓的會面室,娓娓道來參與政治的故事與看法。訪問前他笑說自己通常站在政治外面,其實,Michael看到了核心問題,一直「樂在其中」參與政治。

 

「最有錢和最窮的人都看不到香港的前景。」

 

作為一個心理治療師,Michael一直覺得:「人要搵到自己的自由和選擇的權利,才可以搵到去愛和去試的可能性。」但偏偏在香港,連自認中產的人都感受到壓迫,連月入幾十萬的人都認為快餐店食物縮水,香港是不是出甚麼問題了?「在階級的分析當中,確有不少「中產」根本不是中產,他們在過勞工般的生活,生活質素好低,他們不只漠視社會上的不公不義,他們根本連關心家人和自己的時間都沒有,又如何要求他們為這些事發聲?」Michael歎氣說,當我們無法用理性和道德去說服大家關心結構性問題,唯有寄望在壓力之下,大家會洞悉這些不公義。最後,中產和勞工都同樣在制度下吃盡苦頭,都看不到香港的前景,都活在擔憂和惶恐之中。

 

香港人快樂指數低因為勞工政策?

 

在外國生活過好一陣子的Michael告訴我們:「在香港生活好不安。」他解釋,這是因為生活貴、人工低,普遍人都處於入不敷支的狀況。Michael認為這個狀況與所謂「自由經濟」有關,大家只講人力資源、競爭力,著眼點只放於可以量化的事物上,人們會忽略生活中很多價值,生活變得不平衡。Michael更跨張地笑說:「我成日講笑話,如果香港回復奴隸社會,大家可能會覺得無問題。」而這些自由經濟思想的「橫行霸道」,令到香港對待弱勢的政策每況愈下。「香港的政策似乎未能保護要保護的人,我係外國生活過,那些地方有比香港更好的政策,那些都不是社會主義。其實就好似,你打場比賽,應該有d公平的原則,令到球賽不會不公平地進行,保護到每個球員基來的權利。」不過香港就似乎非常缺乏這種意識,導致勞工政策和社會保障都很缺乏和過時,Michael補充:「你睇租金津貼仍然停留在千三蚊,但D租依家已經咁貴,可以點樣做?在一個如此發展的地方,人可以 需要活在恐懼之中,是很基本的要求。 每個人都彷似活在恐懼之中,生活壓力揮之不去,但大家對於結構性成因漠不關心,將惶恐視之理所當然又無能為力,其實都成就了這個不公不義的制度。

 

參與政治的因由

 

聽到Michael評論了政治很久,忽然很好奇是甚麼驅使他參與政治,和為甚麼加入政黨。他感性地說:「我開頭關心都並非基於甚麼理念,而是我見到弱勢的人,我不希望見到他們處於這種境況,我會為他們的遭遇感到生氣,然後是關心和行動,這就是我對公義的執著。」那為甚麼選擇政黨呢?「我除了對受壓迫者和不公義之事有反應外,我看見身邊有不少有理念的朋友,我希望支持他們,我在工黨就有不少欣賞的人。」Michael坦言他從前在政治圈子間比較遊離,今次毅然選擇公然「入局」,不是因為自覺可以在平台上爭取甚麼,而是很希望知道有甚麼可以幫到手。

 

感受著下午和暖的陽光,立法會平台上的花草都突然青蔥起來,見到Michael作為「局內人」,都依然如此「心水清」, 希望在爭取公義的路上,更多這樣的有心人。

 

訪問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t9jjfB2IZc

十一月 21 2012

剛過去的星期日,2,000名市民遊行要求盡快設立全民退休保障,當中打頭陣是108名不良於行的長者,由一班年輕人推著輪椅上街,喻意黑頭人撐白頭人,年輕一代願意承擔長者的退休保障。翌日報章社評或評論,循例提出種種質疑,力數全民退保種種不是。一眾評論家都有一個共通點,他們全都沒有認真看過民間團體的全民養老金方案,而提出的論點─錢從何來、隨時爆煲、遺禍子孫─大都是順手拈來,人云亦云。

  逐一反駁反對論據之前,先扼要介紹民間方案的重點。全民養老金是一種預先儲蓄式退休保障制度,以僱員、僱主和政府三方供款為主要融資來源。勞資雙方供款是僱員每月入息的2.5%,入息上限設定為30,000元,方案同時建議降低強積金供款率至2.5%;換言之,實行全民養老金不會增加勞資雙方的供款負擔。政府供款方面,方案建議將生果金和長者綜援標準金額開支注入全民養老金,其後跟隨長者人口增長調整。

  由於全民退保已拖延了十多年,未能利用人口老化前的機會窗預留足夠儲備,因此需要政府一次過注資500億元作為啟動基金,以及向盈利1,000萬元以上企業徵收額外利得稅1.9%作為輔助供款。方案建議向長者每月發放3,000元養老金,金額跟隨通脹調整,經港大精算學教授三次更新和覆核數據,證明足可應付人口老化時的開支。

  經常有人指,西方國家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相繼爆煲,香港必須以此為鑑,切忌自毀長城。這種邏輯,有如說民主建港聯盟也是爭取民主,是同樣的滑稽。全民退保雖然名稱相同,但計劃細節有別,可以有截然不同的結局。簡單地說,西方國家的退休金額,大都跟供款人的薪酬或供款額掛勾,政策目標是維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民間的養老金方案,則劃一為每月3,000元,日後只跟通脹調整,目的是保障退休人士的基本生活需要。

  這是民間方案財務可行性的關鍵。過去30年,香港每年工資增幅平均較通脹高2%,如果這趨勢持續,勞資供款額與養老金的比率,將會由現時大約平均每3名僱員可支付1名長者養老金,提高至2041年大約平均每3名僱員可支付2名長者養老金,大致上已可抵消勞動人口與長者比例下降對養老金帶來的一半財政壓力。再加上政府供款、輔助供款和啟動基金,民間方案的財務可行性應不成疑問。

  又有人質疑,公帑只應用在有需要人士身上,沒有理由要全民供養李嘉誠等富豪。如上所述,全民養老金的政策目標,只是保障長者的基本生活需要,退休人士要維持退休前相若的生活水平,必須依賴個人儲蓄,包括強制退休計劃和自願儲蓄。養老金引入資產審查,是懲罰有個人儲蓄的退休人士,這有如左手打右手,破壞整個退休保障制度的完整性。

  再者,除非有人仍甘做鴕鳥,不肯正視單靠每年稅收是無法應付人口老化帶來的開支的事實,否則全民供款式退休保障制度就是唯一出路。既是全民供款,全民受惠是自然不過,試想如果有一種保險,投保人遇上意外需要通過資產審查才可獲得保償,你是否願意購買?這只是常理,毋須扯上甚麼福利主義的爭辯。

  全民養老金又是否搵中產笨呢?評論家喜歡為中產發聲,因為中產定義向來模糊,論者永遠可以借中產之名講自己的話。有說全民養老金必然加重中產的稅務負擔,這絕對是無中生有,民間方案根本沒有建議增加薪俸稅。方案建議僱員的養老金和強積金總供款,仍維持在入息的5%,唯一分別是入息上限提高至30,000元,但計及僱主的強積金供款相應提高,剛好是打成平手。

  另一方面,民間團體從來沒有掩飾方案有再分配作用,高收入工人須補貼低收入人士的退休保障。以一名25歲、月入25,000元的僱員為例,假設工資每年實質增加2%,實際投資回報率為4.5%,連續至65歲,預期壽命為85歲,實行全民養老金會令其損失約10%累積權益。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只是平均數字,如果投資回報較低,又或者壽命較預期長,全民養老金方案仍是對其有利。我們沒有水晶球,無法預知未來40年的投資回報或預期壽命,卻有政策工具可以攤分風險,養老金方案正是一例,確保所有長者,不論投資回報高低、預期壽命長短,都可以應付退休後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最後是一下代人付鈔的質疑。很多人誤以為養老金方案是隨收隨支制度,我們一代的退休保障,由一下代承擔。民間方案其實是一種預先儲款式制度,我們這一代的供款,除了支付現時長者的養老金外,還要預留部分款項支付我們日後的退休保障;換句話說,我們這一代人是需要支付一代半人的養老金(這或許是心水清者的真正反對理由)。幸好現時香港人口仍未急速老化,供款人數仍遠高於受惠人數,所以我們這一代人的供款比率,仍可維持在2.5%。

  反而政府提出的特惠生果金方案,只靠每年稅收支付,才是加重下一代的稅務負擔。根據政府提供的數字推算,2041年特惠生果金加上長者綜援標準金額的支出,高達516億元,每名就業人士須平均分擔18,000元稅款才可支付,而養老金方案同期的公帑支出,則只是341億元。2013 – 2041年,特惠生果金方案的累計經常開支是10,524億元,而倘若明年即實行養老金方案,同期的累計開支僅是7,135億元,兩者相差3,389億元,超過現時財政儲備的一半。究竟是政府抑或是民間團體遺禍子孫,上述數字可以說明一切。

《工黨主席 李卓人》

三月 14 2012   最新公布的2011年人口普查結果,進一步印證香港人口正急速老化,人口年齡中位數由2001年的36.7歲,上升至2011年的41.7歲。統計處早前發表的人口預測亦顯示,長者人口將由2009年的91萬人,急增超過一倍至2029年的接近210萬人。   社會已開始討論未來長者退休生活需要,例如民間團體近年積極爭取盡快設立全民退休保障,政府研究不同融資方案應付長者醫療需要,而房協亦籌建中產(富貴?)長者屋。雖然有關討論仍未有廣泛共識,但起碼官民都意識到問題的急切性。   不過,另一個與人口老化相關的課題-勞動人口減少卻沒有得到同樣的重視。人口預測顯示,香港的工作年齡(15至64歲)人口將會在2014年左右見頂,之後會緩緩下跌,由2014年的540萬人逐步減少至2029年的530萬人。不要以為減少區區10萬人不是大問題,由於人口持續增長和老化,工作年齡人口的百分比,將會由2009年的75%降至2029年的63%。   還有一點補充,就是上述人口預測是假設有一半「雙非嬰兒」會在21歲前返港居住,如果這批政府口中的「生力軍」返港人數較預期低,工作年齡人口減少的問題將會更嚴峻。   勞動投入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生產要素,工作年齡人口下降將會令經濟增長放緩甚至倒退;要扭轉這個情況,除了移民政策外,我們必須設法提高勞動生產力和勞動參與率。2001至2010年間,香港勞動生產力按年增加3.2%,如果要抵消勞動人口減少對人均經濟增長的影響,生產力增長需要提高大約一個百分點,政府有需要加大教育和人力培訓的力度。   另一個政策方向,是提高勞動參與率。2011年的勞動參與率較10年前下跌了1.7個百分點,這大概反映了年長退休人士比例上升的趨勢。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同期女性勞動參與率提高了1.8個百分點,但仍低於男性13.6個百分點。要進一步提高女性的參與率,需要處理性別分工的問題:照顧年幼子女仍然是女性(特別是收入較低女性)的職業絆腳石;如果這問題處理不好,提高女性的參與率只會帶來另一個難題-生育率下降,這正是我們過去十多年面對的問題。   提高勞動參與率的另一個可行方向,是鼓勵65歲以上長者繼續工作。過去數十年,港人健康狀況大有改善,不少長者仍有足夠體能應付工作,對長者來說,有一份全職或兼職工作,除了有個生活寄託,亦可紓緩退休收入不足的問題。   要鼓勵長者繼續工作有兩大問題要解決。首先是供求錯配:市場歡迎生產力較高的長者,但他們大多沒有經濟需要繼續工作;相反,技術水平較低的長者有較大經濟需要繼續工作,但市場卻未必有此需求。另一個問題是,每當我跟工友提出這話題,得到的反應都是:「唔好掛!仲要做?」香港的僱傭保障相對落後,令不少打工仔女叫苦連天,如這情況一日不改,提高長者勞動參與率似乎不會是一個受歡迎的建議。   無論怎樣,如果人口預測準確,兩三年後香港的工作年齡人口將會逐步下降,我們需要盡快尋求應對方法。 《工黨主席 李卓人》
二月 01 2012

  財爺今日發表任內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中產市民最關心的,相信不是今年會否退稅,而是退多少稅。多個政黨和團體都要求政府退稅,理由是中產「有交稅、無福利」,退稅可以減輕中產的生活負擔。我認為香港中產市民生活壓力大是事實,但「有交稅、無福利」則值得商榷。

  政府統計處根據2006年人口普查的資料,將全港家庭按其每月入息由低至高排列並分成十個等分,分析稅務和福利對不同收入階層的影響,得出的結果頗為「有趣」。

  先說稅務。市民除了需要繳交薪俸稅外,每個住戶亦需要繳交差餉,部分住戶更需繳交地租。一如所料,第十等分(即入息最高的一成家庭)繳交的稅款最多,平均每月12,000多元,而他們繳付有效稅率(即稅款除以入息)為11.1%,亦是十個組別中最高。出奇的是,有效稅率第二高的階層,竟然是第一等分(即收入最低的一成家庭),有效稅率高達10.1%,原因是該組別比較多擁有自住物業的退休家庭,因此差餉和地租支出佔他們的入息一個相對高的比例。如果我們將中產階層定義為第七至第九等分,他們繳交的有效稅率分別為2.2、3.1及5.3%,遠低於第一和第十等分。

十等分組別每月平均繳付稅款及福利轉移 (2006年) (單位:元)

  至於福利轉移方面,統計處只包括教育、醫療及出租公屋的實物形式福利(以現金支付的福利,例如綜援,已計入住戶的入息);教育和醫療按公帑支出計算平均每月轉移金額,而出租公屋則以私樓租金差額計算。各個十等分家庭平均獲分配的福利轉移金額可參閱附表。

  將每個等分家庭獲分配的福利轉移,減去繳交的稅款,可以得出每個等分的淨轉移。第二至第五等分所得的淨轉移最多,平均每月有三千多元;而中產階層(第七至第九等分)的淨轉移亦為正數,即獲分配的福利轉移多於繳付的稅款。

  中產市民的觀感跟統計數字有落差,可能有兩個原因。首先,統計數字是平均數,並不代表同一等分中每個家庭都獲得福利轉移,例如沒有家庭成員修讀政府資助課程,就沒有教育福利轉移。其次,中產家庭獲得的福利轉移只佔入息一個很低的比例,以第九等分為例,淨轉移相當於入息的0.3%,感覺自然是似有若無。

  上述分析希望可以帶出兩個討論話題。第一,中產階層生活壓力大,並不是因為需要支付基層市民的福利,基層和中產可能都是地產霸權的受害者(雖然兩者面對的困難不盡相同)。第二,如果要讓中產市民獲得較好的福利保障,現行的稅收和支付形式需要根本改變,例如改以社會保險形式融資,而福利轉移則跟收入和供款掛勾(當然社會是否接受這一套就另作別論)。

《工黨主席 李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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