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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 Tagged ‘勞工’

八月 31 2013

原刊於信報論壇:http://forum.hkej.com/node/104845

梁振英去年「競選」特首時,在其政綱「行其正道 穩中求變」中有關人口及人力資源的章節中提到:「成立專責委員會,包括政府、僱主和僱員代表、學者和社會人士,共同研究推動標準工時立法工作及涵蓋範圍,關注僱員超時工作的情況和安排。」

梁特首在第一份施政報告中也確提出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但就表明委員會沒有就立法設前提及方向。由是政綱中的「共同研究推動標準工時立法」中的「推動」及「立法」兩個核心概念就被梁特這名善於語言偽術的政客所消滅了﹐而委員會亦隨即變成「共同研究標準工時」的研究學會。

研究再研究

上月底勞工及福利局表示標準工時委員會下會設「工時諮詢」及「工時研究」兩小組,會於明年年底向委員會提交報告。而委員會將委託顧問進行專題調查,預料今年內可完成招標工作,最快明年第三季得出初步數據。委員會亦會在明年第一至二季,在行業、職業或地區層面,進行第一輪公眾諮詢,到2015年首季才進行第二輪諮詢。如此一來,諮詢後再研究,研究後再諮詢,透過這種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標準工時又可再拖兩年,將立法爭議又再延後。

讀者可能會問,像標準工時這樣影響廣泛的政策,推行前先做好研究及調查不是應份的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但筆者要提醒大家,其實早於2012年底,勞福局已發表過一份共三百頁的「標準工時研究報告」,報告雖然充斥傾向性,並以工時立法對經濟發展影響作為主軸,但仍不得不承認全港281萬名僱員中有23%人曾超時工作,當中近半並無補水。如今研究後又再研究,不是為了「揼波鐘」還為甚麼?

再者,委員會最近表示新設的「工時諮詢」小組最快今年底開展公眾諮詢,務求全民參與,讓諮詢做到幾乎等於「全民投票」。但語音未落,小組主席梁籌庭即指出委員有共識暫只作一輪諮詢,2015年向委員會提交報告。一輪諮詢就等於「全民投票」?況且,若政府是有誠意廣納意見的話,何解將香港其中一個有代表性的工會職工盟排除在外呢?這不禁又使人生疑,委員會未來兩年的諮詢及研究會否又是梁特的另一場「自己友玩晒」的「摺櫈騷」﹗

梁特始終怕商界

梁振英部署「競選」前後,先擺出一副關心基層疾苦的姿態,以突顯對手唐英年財團背景的形象,搏取基層支持。但他上任後的種種表現,例如在持續50天的碼頭工人罷工中噤若寒蟬,以至對標準工時立法拖得就拖的態度,不禁讓人聯想梁振英始終忌憚一線大財團。況且,即使在梁營中間,事實上也有財團老闆如陳啟宗等人,梁也要好好給他們交待吧﹗

說到底,社會政策始終也離不開政治體制的構成。若然未來的特首仍然由1200人的小圈子選出或必須經這小圈子提名後才可「被普選」的特首,終難避開大財團對其施政的制肘,並繼續以經濟發展為名保住財團利益為實的前題下,窒礙社會向前發展及普羅大眾的福祉。

標準工時立法的問題是關乎數十萬個打工家庭的生活事宜——他們有否足夠的休息時間免於精神疲累、有否健康的體魄免受工傷、能否騰出時間陪伴家人或親子、能否工餘進修拓展前景,以至有否足夠的空餘參與社會事務等等,都與標準工時能否立法有關,這不單是經濟能否繼續發展的問題,而是香港的國民幸福的大事。冀梁班子不要重蹈前任覆轍,在社會發展問題上含混過關,磋跎歲月﹗

工黨秘書長 譚駿賢

五月 10 2013

我是工黨立法會議員何秀蘭。首次跟大家見面,想和大家談談本港基層市民的貧窮情況。

香港貧窮越來越嚴重,當中有很多貧窮的成因,其實是由政府一手造成。從社會發展方向,以至各項主要政策,例如房屋、教育、勞工等政策,政府都在製造貧窮。自1997年,金融地產獨大,政府迷信四大支柱,製造業萎縮,基層、中產管理階層的就業機會也大幅縮減,造成M型社會。但政府沒有決心及早發展創意工業,繼續讓金融服務成為主流,香港越來越依靠外圍經濟,當外國有金融風暴,香港經濟體系容易受損,但往往復蘇的步伐又不及其他仍有龐大製造業為基礎的亞洲國家。另一方面,政府不敢投資社會、投資人材,只從緊縮開支入手;從2003年開始,政府緊縮開支,但經濟復蘇,政府收入回復正常,甚至大幅增加之後,當局仍然堅持200億減幅。

政府經常以「居安思危」為借口,不肯放手為社會投資未來,情況就如一個將要退休人士,抱著一筆退休金,不敢投資。然而,香港需要培育下一代,不能跟政府一樣退縮的。其實,這種退縮保守的態度會造成「自我應驗」(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情況:最害怕的事情不敢去做,結果害怕的事情便會發生。

政府有很多政策都正在製造貧窮,不少基層家庭收入追不上開支,是政府盲目相信小政府、盲目相信競爭,令基層更加無議價能力的惡果。以外判和最低工資為例:1999年金融風暴後,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將公共服務外判,本來很多有穩定收入的基層員工,月薪由11,000元減至6,000元,政府亦不監管外判商,不少基層員工收入實際只有四千多元,收入大減 2/3。好不容易通過的最低工資條例,政府要追加7億元撥款,補回當時工資與最低工資的差額,這就是政府造成的貧窮。政府帶頭剝削、也讓外判商有機會剝削基層工人。這7億就是政府政策剝削基層的證據。

房屋政策方面,在1999年推出167億置業貸款,令很多人成為苦業主。這就是政府但求託市的後遺症。停建公屋容易,但要重回正軌便困難,結果現在有22萬個家庭輪候上公屋,輪候期間以家庭六成以上收入租住劏房、棺材房等惡劣的環境。

另外,政府亦把教育的責任轉移去家長和學生,每年有6,000名合資格入讀大學的學生沒有津助的大學學位,而須自費攻讀學費高昂且無質素保證的副學位課程。此外,政府決定讓地鐵上市、領匯上市,均令市民生活開支大增。

政府每年派錢也不能消除貧窮,但應該集中資源投資房屋、教育、就業,幫助基層培育子弟,達到脫貧創富的目標。

社會是共依共存的,除了企劃和精密管理之外,企業須要大量基層勞工才可以創富,基層勞工付出勞力,卻只可換到微薄薪酬;勞工的家人負起照顧弱老的社會責任,政府為此省了不少公帑,但貧民年紀老去,喪失工作能力之後,便無可避免成為綜援戶。而政府一直任由勞工在不公平的市場中受欺壓,甚至以政策助紂為虐。

為彌補過去多項製造貧窮的政策,政府應盡快設立勞、資、官三方供款的全民退休保障機制,以全民共創的財富分擔扶老扶貧的責任。

工黨立法會議員 何秀蘭

五月 09 2013

葵涌碼頭工潮經過工人長達四十日罷工後,以會員大會通過接納加薪方案而暫時告一段落,工會將其比喻為「半杯水」的勝利。雖然只有「半杯水」,但卻折射出香港不少勞資關係的問題。

今次工潮為回歸以來時間最長的罷工,猶勝○七年歷時三十七天的紮鐵工潮。工潮的發展跌宕起伏,由最初工友在碼頭內罷工,到資方成功申請臨時禁制令,以致工友需在碼頭外餐風露宿,最後工友移師至長江中心至今。工潮當中,資方一直態度強硬,兩度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禁止工友進入碼頭及在長江中心外留守,惟最後法庭分別確認工人能在工作場所履行糾察權及在私人管理的公共空間的示威權利。法庭的兩項判決均對日後工人罷工的權利及公民集會示威的權利影響深遠。

工會連結社運 此外,今次工潮堪稱為工運與社運連結的範例。工潮開始的第三天,由不同學生團體及民間團體組成的各界支援碼頭罷工後援會便宣告成立,協助罷工網上及社區的文宣工作;組織學生、婦女、基層支援罷工;合辦多次的打氣晚會及街站籌款;發起多場杯葛長和系商店以及狙擊李嘉誠、張建宗等活動。後援會成功把罷工的戰綫擴展至社區,引起更多市民聲討壟斷財團,反抗在不同生活層面進行的剝削。這些行動不單止沒有如一些人士或左派報章所言模糊了焦點,相反更讓工會能專注處理與資方的談判及凝聚罷工工友的共識。

政府助長資方氣燄 除了以上的成果外,工潮亦讓香港市民見盡香港社會作為經濟發達地區對工人權益保障的匱乏。不論碼頭工友一直以來經歷的辛酸,包括惡劣的工作條件、工業意外頻繁及長時間連續工作等,抑或資方在談判上蔑視工會及工人的表現,都凸顯了勞工及福利局和勞工署在監督工作場所及工業安全上的缺失,以及在介入工潮時的遲緩及軟弱無力。

作為主事問責官員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在工潮第二十六日才首次會晤工人,對於工人的職安健問題,竟表示需要先諮詢律政司意見。財團肆意剝削、「聲大夾惡」固然是源於其賺盡錢財、利潤最大化的思維,但是政府當局漠視不理的態度、顢頇無能的表現亦助長了財團的氣燄。

雖然工潮似將完結,但是維護勞工權益制度的改革仍是漫漫長路。香港社會必須吸取此次工潮的教訓,完善保障工人的制度及法例,包括檢討現時職安健、加強工作場所的巡查、監管外判制度、立法標準工時及集體談判權。不少研究均指出,香港八十年代勞工法例的立法、勞工保障的改善,得助於工潮的出現、七十年代後期來自英國工黨政府的壓力、英國團體及國際組織對勞工狀況的關注與批評。

自此以後,除了最低工資立法為一大突破外,其餘勞工保障便裹足不前。面對現時服膺自由市場放任自流邏輯的特區政府以及實行權貴資本主義的中國,只有依靠民間不同的力量, 包括工人、工會、市民及政黨在工作場所、社區及議會的工作, 才能夠逼使政府促進勞工的保障,改變香港倚靠剝削勞工的發展模式。

張超雄 立法會議員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五月 01 2013

 

大家好,我是李卓人,首次代表工黨於信報論壇寫文章,以後工黨會不定期在信博「工義長存」專欄內跟各位見面,分享一下我們的看法。

今日適逢五一勞動節,我想討論貨櫃碼頭工潮最為貼切不過。

貨櫃碼頭工潮持續超過一個月,至今仍未有解決跡象,究其原因,是問題的始作俑者香港國際貨櫃碼頭(HIT)一直拒絕與工會談判,而政府亦沒有履行國際勞工公約的責任,積極遊說HIT參與談判。

工潮一開始,HIT董事總經理嚴磊輝已辯稱,罷工工人是外判商的僱員,跟HIT沒有僱傭關係,他們的薪酬待遇與HIT無關;而和黃集團董事總經理霍建寧亦強調,集團只佔HIT母公司和記港口信託(HPH Trust)兩成七股權,企圖淡化和黃的角色。

霍大班的講法明顯是避重就輕,雖然和黃只持有HPH Trust兩成七股權,但HPH Trust的信託管理人,正是和黃全資附屬公司Hutchison Port Holdings Management Pte. Limited (HPHM),負責管理HPH Trust的業務,和黃因此難以置身事外。至於嚴磊輝聲稱外判工人工資與HIT無關,也是不符事實。HIT在3月26日發出新聞稿,指公司與四十多名外判商及其員工舉行會議,並引述嚴磊輝稱,HIT管理層今年初已與外判商積極商討,計劃於7月份公布薪酬增加約5%,證明HIT一直有參與釐定外判工人的薪酬待遇。

工會要求直接與HIT談判並非無的放矢,按照國際勞工標準,勞資談判並非只限於有直接僱傭關係的雙方,工會有權選擇合適的談判對象,而國際勞工組織(ILO)就指出,涉及外判工人的勞資糾紛,工會跟「主要僱主」(“principal” employer)直接談判,是有效及符合國際勞工公約的做法。

外判服務對工人待遇和勞資關係制度帶來嚴重衝擊,對工會與直接僱主的集體談判構成極大障礙。首先,不少外判商只服務單一客戶,本身也沒有很大議價能力,如果「主要僱主」不參與談判,並在有需要時更改外判服務合約條款,外判商或難以滿足工人的訴求。以今次碼頭工潮為例,高寶和永豐兩家外判商的唯一或主要客戶就是HIT,他們都暗示「如果HIT唔加錢,我哋都加唔到畀工人」。究竟是外判服務條件苛刻,抑或是外判商從中剝削?只有HIT參與談判,才可找到答案。

其次,即使有個別外判商跟工會簽訂集體協議,承諾改善員工的薪酬待遇,但在價低者得的遊戲規則下,亦可能無法跟其他外判商競爭,因而喪失外判服務合約。更有甚者,「主要僱主」更可能會報復,拒絕跟工會簽訂集體協議的外判商續約,令工會和個別外判商的集體談判成果形同虛設。

針對外判服務對集體談判構成的障礙,ILO建議工人組織尋求與「主要僱主」展開談判和達成集體協議,並透過「主要僱主」與外判商的服務合約,確保外判商履行集體協議的條款。ILO同時指出,採取適當措施促成工會與「主要僱主」談判,是各國政府履行國際勞工公約的責任。碼頭工潮一個多月以來,勞工局長張建宗只公開勸喻工會跟個別外判商談判,卻從未要求HIT參與談判,明顯是偏幫大財團,沒有履行公約責任,實屬失職。

和黃及HIT態度強硬,政府斡旋不力,罷工工人和支持者只好透過不同社會行動持續向資方施壓,逼使HIT跟工會談判。和黃及HIT與其指摘工會「做佢世界」,不如與國際勞工標準接軌,及早與工會展開談判解決爭議,避免出現兩敗俱傷的局面。

工黨主席 李卓人

 

 

四月 11 2013

葵涌貨櫃碼頭工人的血淚與辛酸,觸動了不少香港市民。工人的薪酬,較九七年時還要低,他們只是向年年賺錢的大老闆和記黃埔和外判商,提出卑微的要求:改善薪酬和待遇。二百多位碼頭工人率先發起罷工,抗議和黃及外判商長期剝削。

環顧全球,不少碼頭也曾發生罷工事件,工人要求改善的待遇,不少均享有與資方作集體談判的權利。所謂集體談判權,是工友們集體通過工會與資方進行協商,資方有參與的必要,協商結果也具有法律約束力。過程中勞工有更大的議價能力,更可確保勞資的糾紛能在談判桌上解決。

去年十二月,美國東岸港口碼頭曾就「集裝箱使用費」上演一場 「貨櫃懸崖」(Container Cliff)。勞資雙方的薪酬協議談判斷續地持續了九個月,於十二月十八日破裂。國際碼頭工人協會拒絕美國海運聯盟的要求,在「集裝箱使用費」上讓步。按照以往協議,每裝卸一噸貨物,資方需與工會成員分享集裝箱使用費。資方希望凍結對現有的碼頭工人支付的這筆費用,並且取消支付新加入的工人。國際碼頭工人協會曾表示,若未能於十二月底前達成協議,將會號召一萬五千名碼頭工人大罷工。經延長舊協議三十天後,勞資簽訂了集體協議。

上述例子,工會成功為工友爭取保留分享集裝箱使用費的權利、調整薪酬以及改善工作條件。那是基於當地工人有法定的集體談判權保障,資方需要和具代表性的工會舉行集體談判。例如美國全國勞工關係法案(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保障了勞工的集體談判權利;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國際勞工公約》確定集體談判權是核心的勞工權利;《國際勞工公約》第九十八號《組織權利和集體談判權利原則的實施公約》更列明:「鼓勵和推動在僱主或僱主組織同工人組織之間最廣泛地發展與使用集體協議的自願談判程序,以便通過這種方式確定就業條款和條件」 。

集體談判權保障工人

回到香港,今次貨櫃碼頭工潮,堪稱是○七年紮鐵工人罷工後,另一全城關注的工運事件,撐工友的市民之多,見於不斷上升的罷工基金金額。但奈何執筆之際,勞資雙方仍處於膠着狀態。代表罷工工人的職工盟,被指不具代表性。一切基於工友沒有法定的集體談判權保障。

香港現時並沒有集體談判權立法。一九九七年回歸前夕,工黨李卓人曾於當時的立法局提出《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私人條例草案,規定集體談判權的適用範圍包括僱用五十名員工以上的機構,約佔本港四成就業人口。雖獲立法局通過,但這草案在回歸後迅速被臨時立法會凍結,繼而廢除。工聯會的議會代表,不但不支持回歸前的條例草案,還要在臨立會上,對把法例廢除的動議,譚耀宗贊成、鄭耀棠棄權、陳婉嫻缺席。這個荒謬的做法,令國際勞工組織結社自由委員會裁定特區政府牴觸國際勞工公約!

廢法的惡果累及近年的工潮,包括○七年的紮鐵罷工、其後的屈臣氏、雀巢的罷工,以及現時碼頭工人罷工,僱主均拒絕進行協商。再以今次葵涌碼頭工人罷工為例,工友在碼頭外餐風露宿逾一周,香港國際貨櫃碼頭董事總經理嚴磊輝卻大放厥詞;香港國際貨碼頭及其外判商仍堅拒談判,還有應及早介入的特區政府,就連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也「潛水」,還說貨運物流業是香港的重要經濟支柱之一,卻對工潮隔岸觀火!

工潮中的關鍵人物——和黃和外判商一直拒絕談判,甚至向法庭申請禁制令,阻止工人在碼頭內罷工,直至工潮第十四天,才首次與工人和工會展開談判。和記黃埔現時在二十六個國家擁有五十二個港口,在內地更擁有十多個港口。至於香港,在葵青貨櫃碼頭二十四個泊位中,控制了其中十六個。和黃去年盈利二百六十多億元,港口及相關服務的息稅前利潤也高達七十八億元。亮麗的業績,全靠碼頭工人的拼搏與血汗,但他們連最基本的工資和工作環境也缺乏保障,恍如活在十九世紀的原始森林式資本主義中。香港勞工法例如斯落後,可哀可恥!

張超雄 正言匯社社長 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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