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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 Tagged ‘勞工’

二月 07 2013

 

文:譚駿賢 (工黨秘書長)

 

 

 

勞動=技藝與創造

 

「舞龍唔教、舞獅唔教、無瓦遮頭唔教」《一代宗師》中梁朝偉飾演的葉問落難至香港時,即使生活艱難以武藝維生,仍不會放下尊嚴,實際上反映的,是那時代的師傅尊重自身的技藝,不向「市場」賣帳的品質。

 

那個時代,不單是武術泰斗,還有裁縫、木工、鐵工及廚師等匠人(Craftsman),他們的勞動、技藝及作品的價值不單是印在貨品價錢牌上,更在於其精巧、美工及其個人與社群的關係——例如某人一生只幫襯後街某小店裁縫裁製的西裝,而不會光顧百貨公司的成衣。

 

循此看法推演,勞動實際上包括的含意與價值遠比我們認為的要豐富得多了。例如一個農夫,他的勞動就不單在於其播種收割等體力活動,還需憑藉對農耕技術的掌握、對物種性質的知識、對氣候土壤的了解及與他人的合作,才能栽種出不同的作物;這勞動的過程除了體力付出外,更是技藝、知識及感情的結合。 所以,不論農夫、工匠或現代社會中像醫生、社工、程式技術員甚至清潔工、保安員及家務工等,其勞動或者技藝與創造,本身包含的內在價值,並不全然由市場的定價反映出來。不過,我們身處資本主義下的所謂「市場」太久,一切的勞動、活動、事物已高度商品化,只是以金錢來衡量其價值。一份工作,它可交換越多的錢就看似越有價值;例如一位月入20多萬的投資顧問,它的價值當然較最低工資時薪$28的清潔工人為高。這種被資本主義消費社會視為理所當然的金科玉律,其實在不太久遠以前,並不是想當然的。

 

 

 

勞動的商品化及去技術化

 

然而,在大規模工業生產下,勞動過程分工化、機械化、自動化及「勞工」被當作為「人力資源」來管理下,勞動變得細碎、重覆、被動及單調。匠人的年代亦一去不返。

 

工業社會中的勞動中的人實際上已成為生產線上機器的一部份,在社會學家稱為去技術化(deskilling)的科學式管理過程磨蝕下,技藝派不上用場,而價值也只剩下徹底的市場交換價值,像富士康的工廠,透過細緻分析每個工序只需一點五秒,一個人不斷重複只做一個工序。工人的「技術」就只有一點五秒的技術。

 

有人或會說,在後工業化的年代,服務業及所謂新經濟的興起後,彈性工時、短期合約、在家工作(Home-working)及多重技能(Multi-skilling)等形式的興起,不就是對工業年代重覆及沉悶的工作最好的回應嗎?不,以金融及地產主導下的香港為例,工資兩極化已做成貧富差距擴大,服務業如保安、清潔及飲食零售業等工人,去技術化、重覆及沉悶的勞動過程不減,但在彈性管理下,工作比以前更不穩定、收入更低。即使新經濟下的網絡技術員工,同樣逃不出勞動過程被層級監控的鐵籠——只是網際監控技術更細緻、更精密而矣。

 

 

重奪價值 重奪尊嚴

 

那麼,當我們說付出汗水、合理回報,我們說勞動要有尊嚴應如何講、如何做?我想,我們有兩個戰場去兩面作戰。

 

 

第一個戰場,亦是古老的戰場,即繼續爭取討回勞動者的剩餘價值。我們可透過支援工會在職場的抗爭,拉近勞動所得(包括工資及其他工作條件)與僱主利潤的差距。最近支援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的鬥爭就是一例。此外,我們亦要改變市場的遊戲規則,改變勞工法例及政策,如爭取落實集體談判權、標準工時、加班補水及提升最低工資金額等,繼續打這場持久戰。市場上的工資水平及工作條件,並不是存在就是合理,而是由勞資的鬥爭力量對比所取決。 如工黨一直在立法會爭取標準工時及最低工資增加至$35,一直遭到代表商界利益的立法會議員反對,當中商界赤裸裸的猙獰面目,便清楚告訴我們勞資的鬥爭決不是「請客吃飯」!

 

第二個戰場,是微觀鬥爭的戰場,即如何重奪勞動/工作本身的價值/尊嚴,也就是透過過去的「匠人」精神,重申各行業工作自身的價值。例如,做社會工作者的,可透過各種專業知識如聆聽、輔導及社區組織等技巧,在配合社會工作者一向倡導的工作倫理如關心、尊重及耐性等價值去重塑人本關懷的社工專業,以抗衡現時以量化計算、交數行先的個案管理員式的做法。這種重奪工作價值的抗爭,本身就是對現時以數量凌駕質素、以金錢量化價值的反抗。當然,這種勞動自主性的鬥爭,同樣可應用於其他行業。

 

所以,勞動要有尊嚴,除了合理的薪金報酬、合理工時外,更是爭取將職場成為勞動者的技能得以發揮的場域,及讓勞動者技能與貢獻得到肯定。

二月 07 2013

文: 莫坤菱

近日同志平權運動鬧得熱烘烘,有一張相片在網上被瘋傳,相中是一對年輕夫婦,在日前政府總部反對性傾向歧視立法的祈禱會中舉起「反歧視,撐同志」的標語拍照。甫見到Michael才知,他就是相中人;Michael是家庭治療師,基督徒,工黨執委,在這個陽光燦爛的下午,相約在立法會大樓的會面室,娓娓道來參與政治的故事與看法。訪問前他笑說自己通常站在政治外面,其實,Michael看到了核心問題,一直「樂在其中」參與政治。

 

「最有錢和最窮的人都看不到香港的前景。」

 

作為一個心理治療師,Michael一直覺得:「人要搵到自己的自由和選擇的權利,才可以搵到去愛和去試的可能性。」但偏偏在香港,連自認中產的人都感受到壓迫,連月入幾十萬的人都認為快餐店食物縮水,香港是不是出甚麼問題了?「在階級的分析當中,確有不少「中產」根本不是中產,他們在過勞工般的生活,生活質素好低,他們不只漠視社會上的不公不義,他們根本連關心家人和自己的時間都沒有,又如何要求他們為這些事發聲?」Michael歎氣說,當我們無法用理性和道德去說服大家關心結構性問題,唯有寄望在壓力之下,大家會洞悉這些不公義。最後,中產和勞工都同樣在制度下吃盡苦頭,都看不到香港的前景,都活在擔憂和惶恐之中。

 

香港人快樂指數低因為勞工政策?

 

在外國生活過好一陣子的Michael告訴我們:「在香港生活好不安。」他解釋,這是因為生活貴、人工低,普遍人都處於入不敷支的狀況。Michael認為這個狀況與所謂「自由經濟」有關,大家只講人力資源、競爭力,著眼點只放於可以量化的事物上,人們會忽略生活中很多價值,生活變得不平衡。Michael更跨張地笑說:「我成日講笑話,如果香港回復奴隸社會,大家可能會覺得無問題。」而這些自由經濟思想的「橫行霸道」,令到香港對待弱勢的政策每況愈下。「香港的政策似乎未能保護要保護的人,我係外國生活過,那些地方有比香港更好的政策,那些都不是社會主義。其實就好似,你打場比賽,應該有d公平的原則,令到球賽不會不公平地進行,保護到每個球員基來的權利。」不過香港就似乎非常缺乏這種意識,導致勞工政策和社會保障都很缺乏和過時,Michael補充:「你睇租金津貼仍然停留在千三蚊,但D租依家已經咁貴,可以點樣做?在一個如此發展的地方,人可以 需要活在恐懼之中,是很基本的要求。 每個人都彷似活在恐懼之中,生活壓力揮之不去,但大家對於結構性成因漠不關心,將惶恐視之理所當然又無能為力,其實都成就了這個不公不義的制度。

 

參與政治的因由

 

聽到Michael評論了政治很久,忽然很好奇是甚麼驅使他參與政治,和為甚麼加入政黨。他感性地說:「我開頭關心都並非基於甚麼理念,而是我見到弱勢的人,我不希望見到他們處於這種境況,我會為他們的遭遇感到生氣,然後是關心和行動,這就是我對公義的執著。」那為甚麼選擇政黨呢?「我除了對受壓迫者和不公義之事有反應外,我看見身邊有不少有理念的朋友,我希望支持他們,我在工黨就有不少欣賞的人。」Michael坦言他從前在政治圈子間比較遊離,今次毅然選擇公然「入局」,不是因為自覺可以在平台上爭取甚麼,而是很希望知道有甚麼可以幫到手。

 

感受著下午和暖的陽光,立法會平台上的花草都突然青蔥起來,見到Michael作為「局內人」,都依然如此「心水清」, 希望在爭取公義的路上,更多這樣的有心人。

 

訪問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t9jjfB2IZc

七月 06 2012

  特區成立15周年,訪港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照例大打官腔,表示香港保持繁榮穩定,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在胡主席離港不久,40萬港人在烈日當空下走上街頭,總共花了6小時由銅鑼灣走到添馬艦,齊聲對主席的官腔說不!

  今年七一遊行人數創04年以來的新高,新任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指,這反映市民對政府不滿,亦證明梁振英指香港需要改變的說法正確。扭曲事實、顛倒是非,莫過於此。如果張震遠反映新一屆政府的思維,倒可以解釋得到,為何梁振英上任數小時就有40萬人上街,而最多人響應的一句口號,就是「梁振英下台」。港人不滿政府是事實,港人求變心切也是事實,但上街的市民卻用腳對梁振英投不信任票,因為他們知道梁振英不是答案,而是香港問題的因由。

  七一遊行訴求眾多,官僚總愛以此模糊焦點,企圖蒙混過關。其實只要細心觀察,不難梳理出近年的社會紛爭,主要是環繞兩大主題。首先是香港的發展方向,戰後經濟急速增長,成就香港的繁榮景象,但也產生了不少問題和矛盾:貧富懸殊、官商勾結、財團壟斷、金融地產霸權橫行、保障勞工和照顧老弱不足、社區和生態環境遭受破壞……

  香港過往以速度、效率、生產總值掛帥的發展模式,正受到愈來愈多人的質疑,開始反思經濟之道,應回歸「經世濟民、利用厚生」之本,強調人文關懷、環境保護和生態保育。正當年輕一代追求生活的素質,梁振英卻大談香港的速度。梁似乎掌握了部分市民的情緒,對政客爭論不休感到煩厭,也對社會蹉跎歲月感到無奈,借勢提倡走回講求速度和效率的老路,錯誤地以為可以就此解決問題,但實質上卻加劇了新舊發展思維的衝突。

  第二是中港關係。03年七一50萬人上街之後,北京開始大力介入香港事務。當董建華政府已無法有效管治,香港進入無人駕駛階段,北京的介入勉強還可說有穩住局面的作用。可惜中共當權者沒有適可而止,也沒有回應港人還政於民訴求,反而愈踩愈深,誓要一管到底。發動愛國論、否決雙普選、強推國民教育、強調三權合作、成立第二支管治隊伍,以至扶植梁振英上台,處處可見北京港澳辦和西環中聯辦的黑影。

  港人抗拒北京干預、反對西環治港,並不是純粹反共或只從香港本位出發。中共掌權初期不急於收回香港,反而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因為第一代領導人清楚知道維持香港現狀有利中國。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也非權宜之計,除了對台灣的示範作用,也是因為維持香港的獨特性,有助實現中國的現代化。香港的角色沒有因為內地的經濟發展而有所減退,反而隨著中港兩地關係更趨密切,香港對內地的社會、文化以至政治作用更有所增加,例如自由行已成為不少內地人體驗自由之旅,參加六四晚會、七一遊行,又或者搜羅禁書帶回內地跟朋友分享。只可惜現今的北京當權者和他們在香港的代理人,已沒有第一代領導人的視野和胸襟,以為管死香港,就是體現一國主權。

  不同發展思維的衝突和一國和兩制的矛盾,是香港眾多紛爭的兩個主軸,不妥善處理,明年的七一遊行,必定會同樣墟冚。

《工黨主席 李卓人》

五月 11 2012

  法定最低工資實施剛好一周年,基層工人收入得到明顯改善,本地經濟學家預言的失業、結業潮不但沒有出現,反而多個行業都有人手短缺。雖然最低工資的整體成效大致正面,但仍有不少人對最低工資制度提出種種質疑,我在此作出回應。

  最低工資「生得逢時」:過去一年香港經濟暢旺,創造大量職位,但「花無百日紅」,當經濟逆轉,最低工資的負面影響將會浮現。

  這是一種「公我贏、字你輸」的邏輯。過去一年香港失業率不升反跌,當然不是最低工資的功勞,而是因為經濟持續擴張、勞工需求大增所致。同樣道理,當經濟疲弱,勞工需求自然下降,最低工資並非失業率上升的最主要原因。

  勞動力價格(工資)上升,勞動力需求下降,這是經濟學的基本定律,沒有甚麼值得辯論;關鍵的問題是勞工需求的彈性,這是一個實證問題。研究最低工資的權威學者Neumark,深入分析百多項實證研究,結果指出最低工資對整體就業的影響在統計學上並不顯著,但對青少年就業率的影響則較為顯著,大約是最低工資提高10%,20歲以下青少年的就業減少2 至4%;在香港來說,這相當於800 至1,600個職位,從任何角度看,影響也屬輕微。

  另一項由澳洲政府委託經濟學者的研究亦得出類似結論:澳洲法定最低工資由2005年的時薪12.75澳元,調高至2008年的14.31澳元,累計升幅達1.56澳元或12.2%,因調高法定最低工資而減少的就業人數僅為8,000人,相當於當地勞動人口 (約11,000,000人) 的0.07%,影響實屬微不足道。

  香港最低工資水平不算低:香港首個最低工資時薪相當於中位數的53%,跟其他國家比較已屬偏高。

  要跟其他經濟體比較,工資中位數並不是最好的參考,因為當工資差距愈大,工資中位數便會愈低,最低工資水平佔中位數的百分比自然較高。一個比較準確的參考,是最低工資(年薪化)佔人均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在發達國家,這數字大約是40至50%,唯一例外是美國,只有大約32%,而香港則比美國更低,只有26%。

  最低工資(年薪化)佔人均生產總值的百分比(2010年):

  最低工資令飲食業招聘困難:最低工資令勞工市場出現「洗牌」效應,工人紛紛選擇較「輕鬆」的工種(如大廈保安),令較辛苦的行業(如飲食業)招聘困難。

  一年前反對最低工資的理由是「有人無工做」,一年後反對最低工資已變成「有工無人做」,的確有趣!其實所謂大廈保安工作較輕鬆,只是沒有做過保安員的人的想像,而保安業亦同樣有招聘困難的情況。招聘困難的根本原因,並不是因為最低工資,而是勞動人口增長追不上就業職位增長。自金融海嘯後,就業職位增加了3.1%,但同期勞動人口只增加1.2%,因此令部分行業出現勞工供應緊張。《工黨主席 李卓人》

四月 11 2012

  每年復活節假期,都有不少打工仔女問我:為什麼我們沒有假放?答案是香港有兩種假期制度:公眾假期(General Holidays)和法定假日(Statutory Holidays)。

  早在1875年,香港已訂立《公眾假期條例》(Public Holidays Ordinance),訂明哪些日子為公眾假期和銀行假期,所以公眾假期亦俗稱為「銀行假」。該條例除了指明政府部門在假期當日暫停辦公,亦規定銀行在假期當日無需辦理與可轉讓票據有關的付款等事宜。其後條例經過多次修訂,英文名稱亦改為General Holidays Ordinance;時至今日,條例規定所有星期日和另外17日為公眾假期,包括復活節三日假期。

  值得注意的是,《公眾假期條例》只是方便政府和商業運作,並沒有規定僱主需在公眾假期當日給予僱員有薪假日,部分僱員可在公眾假期放假,純粹是僱傭合約的條款。

  至於法定有薪假日,則在《公眾假期條例》訂立差不多一個世紀後才出現。在1961年,立法局通過《工業僱傭(有薪假期與疾病津貼)條例》(Industrial Employment (Holidays with Pay and Sickness Allowance) Ordinance),訂明部分工人可享有六日有薪假期(農曆年初一、農曆除夕或農曆年初二、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冬節或隨後的元旦日),並在1962年4月正式實施。殖民地政府當年提出該條例的原因,是遵循國際勞工公約每年最少六日有薪假期的規定。在最初期,只有在工廠工作的勞動工人(manual industrial workers),或月薪700元月以下的非勞動工人,才可享有法定有薪假期,所以法定假日亦俗稱為「勞工假」。

  至1974年,政府決定將有薪假期的規定納入《僱傭條例》,有薪假期仍維持在6日,而可享有法定有薪假期的非勞動工人的月薪上限,則跟隨《僱傭條例》的規定調高至1,500元。在1977年,有薪假期增至10日,加入了農曆年初三、重陽節、元旦日和一日浮動假期(如僱主沒有事先指明日子,則為七月第一個周日或八月第一個星期一)。當時代表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發言的鍾士元指出,增加四日有薪假期會令工資成本提高1.3%,但考慮到香港的法定有薪假期日數比鄰近地區少(菲律賓10天、新加坡11天、印尼12天、台灣13天、日本14天),所以仍支持條例通過。

  有關兩種假期制度的爭議,最早可追溯至1981年6月,當時殖民地政府曾就有關問題展開公眾諮詢。諮詢結果當然一如所料,僱員代表要求逐步劃一兩種假期,而僱主團體則反對增加有薪假期;政府的折衷方案是:作為第一步,先在1983年增加一日浮動假期,並在日後再作檢討。

  不過,第一步之後卻遲遲未見第二步,殖民地政府一直沒有就再有薪假期提出修訂。直至1996年,時任職工盟主席的劉千石提出私人法案,將五一勞動節列為法定假日,並回歸前夕的立法局會議上獲得通過。可惜,特區政府一上任,即將該法例(連同其他三條包括反歧視工會和集體談判權的勞工法例)凍結。在勞工團體堅持下,特區政府終於同意保留勞動節為法定假日,但押後一年至1999年才實施。

  政府和商界經常指,香港的有薪假期日數已比其他地區多。不過,要作公平比較,還應加上僱員享有的法定有薪年假。目前《僱傭條例》規定,年資三年以下的僱員,每年可享有七天有薪年假,隨後每年增加一天至最高14天,這跟大部先進經濟體每年四星期有薪年假比較,明顯遜色得多;香港即使增多五天法定假日,只是將兩者的差距收窄而已。

《工黨主席 李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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