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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 Tagged ‘工義長存’

五月 31 2013

大家好,我是工黨秘書長譚駿賢,下星期二就是六四事件24周年,我也想就此發表些想法。

在2009年發行的「六四二十」音樂紀念專輯,收錄了歌手林憶蓮的歌曲「破曉」。

在徐徐的前奏後,歌詞緩緩吐出的第一句是「遺棄的聲音又響起了,遺棄的感覺偏剩下多少,不聽不觸摸不痛楚,懶看懶記憶懶問我,今天得到的叫什麼,管不了」。的確,每年臨近六四,遺棄的聲音就充斥著;過去是保皇黨、陳一諤,而今年則是本土派。

叫人忘卻過去,教人扭曲記憶;靠炫耀與歌頌國家經濟發展,企圖將歴史血跡洗刷掉;靠權力與謊言,叫你忘悼「六四」,不要再到維園;種種刻薄尖酸的冷言冷語,過去一直是土共及建制派的專利,說得多了,大家已不當一回事。今年遺棄之聲再起,不過,卻由近年掘起的本土派來吹起號角。

中共,終於笑了。

誠然,本土派有別於土共。本土派中有不少是過往民主運動中的同路人;本土派也不是自成體系的,內裡實千差萬別。當中,以嶺南大學講師陳雲的城邦本土派最具爭議,也最為惹火!

要概而述之,城邦本土派的基本「教義」,就是叫香港斷絕與中國的一切關係,且要徹底而俐落的切割。過去,民主派的「抗共」,是要扺抗一黨專政的中共極權;今天,城邦派的「抗中」,是抗拒除中共外還有中國的一切,包括當今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以至普通百性的入侵!因為,中國經歴中共六十多年來的統治下,一切都變得邪惡,那怕你只是升斗小民,都是中共教化下的蝗蟲吧了﹗

推而廣之,中國民主與否與你港人何干?更甚者,中國一旦民主化,對香港的「污染」將會變本加厲﹗不是嗎?極權政府尚且能透過國家機器強壓十三億蝗蟲;不然,靠民主選舉上台的蝗蟲之首,勢必迫於民意下而將700萬可憐港人淹沒﹗

就在這種前題而推演的邏輯下,最終,整個中國也變成敵人,而十三憶中國人更是敵人中之大敵。由是,你「愛國」——那怕是熱愛人民、擁抱民主,也是與港人為敵;你出席維園燭光集會——那怕是純粹的悼念「六四」死難者,都會增加中共的合法性;你為中國人講句說話——那怕是民運與維權人士,都是「大中華膠」,最終都會出賣香港人的利益﹗

不可否認,這種城邦論,在香港越來越有市場,聲勢也越見浩大。這與近年日益尖銳的中港矛盾實密不可分。中共越來越猖獗地干預香港事務,加上自由行水貨客等對港人日常生活帶來的負面衝擊,是直接滋生城邦派的溫床。再者,紅色背景而靠中聯辦簇擁上台的梁振英政權,已使港人疑慮重重;而內地的制度性荒謬、令人齒冷的官僚敗行,以至社會上種種傷風敗德如毒奶粉、地溝油等使港人既痛且恨却又無從糾正。這種由絕望而生的無力感,為城邦派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彈藥之餘,也為懷緬殖民地美好時光好讓龍獅旗再次飄揚提供了風景。

可是,這種為了自保而教你自私、為了建構港人主體性而教你自大的哲學,最可怕的,是要你把良心與公義也一拼賣掉﹗陳雲等人的主張,就是叫你為了香港城邦未來的美好日子,將天安門廣場上死去的人進行「第二次謀殺」﹗

二十多年來,多少香港人就是靠著良知與公義而蟻步前行,就像希臘神話中的薜弗西斯推石頭上山,翻了下來,又再推上去,孜孜不倦,雖然有點愚笨,却是經歴著存在的責任——為無辜死者討回正義的責任,為保存記憶、訴說真相及拒絕遺忘而與強權鬥爭的責任。若果真有人要為香港人立碑封聖的話,請將這種由渺小而積聚的良知力量也算進去,而不是把它刪除掉。

筆者尊重每一個人的權利,包括不愛國的權利。但筆者相信,與大部份尚存良知與公義的香港人一樣,對那些叫人不要悼念、不去維園的人,都會理直而氣壯地大聲說不﹗

「破曉」的歌詞其實也道出了香港人的困倦與渺小,但歌手以柔韌的聲音唱出最後這一段「心,亦天天的了;夢,天天的了,雖也未能料。但是我的決心,沒有點滴動搖,或者,某日、某月、某宵……」讓人動容之餘,也叫人在種種雜音下為亡者堅持下去。因為,某月某日某宵,總會的。

盼望今年六月四日晚,與一張張廿多年來陌生卻又熟悉,善良而又堅定的面孔,一如以往在維園相遇。

譚駿賢 工黨秘書長

五月 24 2013

大家好,我是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我將跟黨內的立法會議員,輪流就香港的時事政治,在信報論壇發表意見,歡迎各位回應交流。

在執筆之際,立法會已三讀通過《2013年撥款條例》。不少建制派議員均在三讀通過前乘機抽水,揶揄泛民表裡不一,既不支持拉布亦不支持剪布。我發言駁斥建議派的言論,並抨擊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濫用議事規則第92條強行剪布,但主席只容許建制派議員指摘泛民反對剪,讚揚主席剪布,卻不容許我解釋為何我們反對剪布。最後,我只好離場以示抗議。

在是次的拉布戰中,多數泛民議員並不同意採取拉布的手段,因為我們認為拉布乃不得已而為之的方法。拉布不單止影響政府的運作,亦會影響立法會的其他事務,是故必須在緊急的時機方可動用。但拉布作為一個議會中少數的維護其發言的權利的方法,不得輕易被議會的多數所踐踏,更不得讓主席一言而為天下法,說剪布時便剪布。

拉布放諸不同國家的議會,均為少數派議員所採用的手段。透過不斷的發言辯論,拖延法案的通過,以爭取與政府商討的空間。在不少民主政體,行政機關亦會願意與拉布的議員進行蹉商,透過談判嘗試解決問題。拉布的權利同樣遭到保障,惟有在絕大多數的議員同意下,議會才可停止議員的拉布。

回到香港,拉布雖謂議會少數派的維護發言權的工具,但香港的少數派代表的卻是社會上大部份的民意。在功能組別把持議會下,直選組別的議員僅為議會的半數,當中泛民直選得票佔56.3%,議席卻只佔70席中的的27席。因為拉布實為泛民主派代表香港大多數民意的最後武器,以抗衡現在不民主的制度、向財團傾斜的公共政策。明乎此理,我們便會知道曾鈺成三度粗暴剪布,實實在在嚴重影響議員的發言權利,以至監察行政機關的職能,令政府獨大的制度更加失衡。

曾鈺成上星期一(五月十三日)早上邀請議員出席閉門會議,聽取議員就「剪布」的意見。可是,在短短的兩小時會議,除了主席及不同議員各自表述外,以及謝偉俊的「婊子論」引起的爭議外,主席並無就議員的意見表示如何處理,更在會議的最後五分鐘宣將會在第二日(五月十四日)的下午一時完結修正案的辯論。復會後,主席便拿出講稿,照本宣科其剪報的決定。這不啻是假諮詢的極好範例。

主席以議事規則第92條:「對於本議事規則內未有作出規定的事宜,立法會所須遵循的方式及程序由立法會主席決定;如立法會主席認為適合,可參照其他立法機關的慣例及程序處理。」作出剪布,並限時停止辯論。可是,議事規則就議員提出法案修正案的辯論方式、發言的時間及方式均有明文規定,包括第38條規定議員可在法案二讀全體委員會階段多次發言,而第45(1)條便規定,若主席發覺議員在辯論中不斷提出無關事宜,或冗贅煩厭地重提本身或其他議員的論點,主席可停止該議員繼續發言。

事實上,曾鈺成原來便接納了710項的修正案,並歸納編定的辯論共148項。直到宣佈剪布時,立法會才完成17項辯論。曾鈺成要求將其餘的131項辯論合併,然後在一日內完成,實於理不合。即使要進行剪布,亦要交由議事規則委員會訂立剪布的機制,然後在大會上提出並通過,才乎合正常的程序。此外,主席亦可考慮讓議員提出終止辯論的的議案或由拉布的議員與政府進行磋商。

雖然上訴法庭確認立法會主席能根據《基本法》第72(1)條主持會議,包括終止辯論及將事宜付諸表決的權力,但同時表明法庭不宜介入立法會程序,立法會應自行決定如何處理其立法的事務。 即使引用議事規則第92條,立法會主席仍未能提出任何地方的議長引用類似權力終止辯論的先例。故此,主席不應以法庭的判決定無限擴大自己的權力,甚至以此嚴重限制其餘議員的權力。曾鈺成現時訂下一個又一個的極壞先例,惟一的補救方法,只有由議事規則委員會訂立經絕大部份議員同意下的終止辯論機制,總勝過任由主席利用其剩餘權力而隨意剪布。

總括而言,我認為主席在此事上已鑄成大錯,一意孤行配合行政機關,在沒有有理據及迫切性下,包括政府可以臨時撥款來維持政府運作時,便限時剪布,限制議員的發言權以及監察行政機關的權力。在兩度剪布後,主席更在「假諮詢」也沒有的情況下,便限時完成將總目納入附表的合併辯論,於短時間之內再度剪布。除卻離場抗議,我實在無法表達我對立法會自甘淪為行政機關附庸的不滿!

工黨立法會議員 張超雄

五月 17 2013

大家好,我是工黨立法會議員張國柱,我這次跟大家談談我們身處香港的目前情況。

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曾經說:「我們的『共同家園』就是『這個世界』本身,我們的命運是相同的,如果話,某一個地區只係想著自己「繁榮安定」,而身邊的世界都是「饑荒處處」的話,這個地區的繁榮,其實是不可能的。」「戈爾巴喬夫」以他「超越时代」的視野,結束全球為時差不多「半個世紀」的冷戰,完成了一個「歷史的偉業」,成為一個20世紀的偉大人物。他當時講的,當然是針對當時全球的形勢,是在呼籲各個國家必需「互相關顧」。但這種視野,何嘗不是我們香港今時今日「身在高位者」自己必需擁有的。我借用戈爾巴喬夫的說話演繹:「我們的共同家園是香港本身,我們的命運是相同的,如果說,商界只想著自己繁榮昌盛,而身邊的普羅市民都是貧困無助、流離失所的話,它的繁榮是不可能的。」要知道香港各界是一個整體,「一榮俱榮,一敗全敗」。

這個多月以來,「碼頭工人」的工業行動引起全港市民的支持,「市民的捐款」達到800多萬元,在香港是「史無前例」的。事件很清晰的告訴我們:市民對香港的「財團營商環境」很不滿,工人——白領也好,藍領也好,已經成為「財團及壟斷企業」的「集體受害群體」。在「碼頭工人罷工」事件裏面,很明顯看到,資方對工會「組織工人爭取權益」的天職,非常反感。這種態度,完全暴露了香港財團那種「財大氣粗」,以「強橫資本」壓榨工人的勢態,雖然,他們都穿起筆挺的西裝,但所作所為,仍然像「活生生」的一個十八世紀、「手握皮鞭的煤礦主」一樣,完全表現出對「現代商業社會」的「落後與無知」,結果不單為企業製造了「公關災難」,更加成為「國際社會的笑話」。其實,一個社會的「工會發展」是否完善,工人「是否『有話語權』 」,已經是很多國家和地區「營商環境」的重要一面。今日的歐美社會,都強調所謂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化」,例如更多的小市民集資「自辦企業或合作社」,員工「參與企業的管理」,企業注重「職業福利」及「職業安全」,而政府則致力完善「社會保障」及「福利政策」等等。

對於香港的中小企,我一直支持應該加強扶持,因為他們構成市場重要的部份。但我重申,單單「投放更多資源」並不能長遠幫助他們的「經營環境」。今時今日「中小型企業」最需要的,是免受超昂貴的租金壓制及「公平的競爭」,香港不要再出現「小店想賣平幾毫子一包即食麵」,都俾供應商「斷貨」的荒謬。所以盡速實施《公平競爭法》,才能長遠保證他們免被「強大資本」逼出市場的危機,亦是穩定、發展香港經濟的一個重要措施。

工黨立法會議員 張國柱

五月 10 2013

我是工黨立法會議員何秀蘭。首次跟大家見面,想和大家談談本港基層市民的貧窮情況。

香港貧窮越來越嚴重,當中有很多貧窮的成因,其實是由政府一手造成。從社會發展方向,以至各項主要政策,例如房屋、教育、勞工等政策,政府都在製造貧窮。自1997年,金融地產獨大,政府迷信四大支柱,製造業萎縮,基層、中產管理階層的就業機會也大幅縮減,造成M型社會。但政府沒有決心及早發展創意工業,繼續讓金融服務成為主流,香港越來越依靠外圍經濟,當外國有金融風暴,香港經濟體系容易受損,但往往復蘇的步伐又不及其他仍有龐大製造業為基礎的亞洲國家。另一方面,政府不敢投資社會、投資人材,只從緊縮開支入手;從2003年開始,政府緊縮開支,但經濟復蘇,政府收入回復正常,甚至大幅增加之後,當局仍然堅持200億減幅。

政府經常以「居安思危」為借口,不肯放手為社會投資未來,情況就如一個將要退休人士,抱著一筆退休金,不敢投資。然而,香港需要培育下一代,不能跟政府一樣退縮的。其實,這種退縮保守的態度會造成「自我應驗」(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情況:最害怕的事情不敢去做,結果害怕的事情便會發生。

政府有很多政策都正在製造貧窮,不少基層家庭收入追不上開支,是政府盲目相信小政府、盲目相信競爭,令基層更加無議價能力的惡果。以外判和最低工資為例:1999年金融風暴後,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將公共服務外判,本來很多有穩定收入的基層員工,月薪由11,000元減至6,000元,政府亦不監管外判商,不少基層員工收入實際只有四千多元,收入大減 2/3。好不容易通過的最低工資條例,政府要追加7億元撥款,補回當時工資與最低工資的差額,這就是政府造成的貧窮。政府帶頭剝削、也讓外判商有機會剝削基層工人。這7億就是政府政策剝削基層的證據。

房屋政策方面,在1999年推出167億置業貸款,令很多人成為苦業主。這就是政府但求託市的後遺症。停建公屋容易,但要重回正軌便困難,結果現在有22萬個家庭輪候上公屋,輪候期間以家庭六成以上收入租住劏房、棺材房等惡劣的環境。

另外,政府亦把教育的責任轉移去家長和學生,每年有6,000名合資格入讀大學的學生沒有津助的大學學位,而須自費攻讀學費高昂且無質素保證的副學位課程。此外,政府決定讓地鐵上市、領匯上市,均令市民生活開支大增。

政府每年派錢也不能消除貧窮,但應該集中資源投資房屋、教育、就業,幫助基層培育子弟,達到脫貧創富的目標。

社會是共依共存的,除了企劃和精密管理之外,企業須要大量基層勞工才可以創富,基層勞工付出勞力,卻只可換到微薄薪酬;勞工的家人負起照顧弱老的社會責任,政府為此省了不少公帑,但貧民年紀老去,喪失工作能力之後,便無可避免成為綜援戶。而政府一直任由勞工在不公平的市場中受欺壓,甚至以政策助紂為虐。

為彌補過去多項製造貧窮的政策,政府應盡快設立勞、資、官三方供款的全民退休保障機制,以全民共創的財富分擔扶老扶貧的責任。

工黨立法會議員 何秀蘭

五月 01 2013

 

大家好,我是李卓人,首次代表工黨於信報論壇寫文章,以後工黨會不定期在信博「工義長存」專欄內跟各位見面,分享一下我們的看法。

今日適逢五一勞動節,我想討論貨櫃碼頭工潮最為貼切不過。

貨櫃碼頭工潮持續超過一個月,至今仍未有解決跡象,究其原因,是問題的始作俑者香港國際貨櫃碼頭(HIT)一直拒絕與工會談判,而政府亦沒有履行國際勞工公約的責任,積極遊說HIT參與談判。

工潮一開始,HIT董事總經理嚴磊輝已辯稱,罷工工人是外判商的僱員,跟HIT沒有僱傭關係,他們的薪酬待遇與HIT無關;而和黃集團董事總經理霍建寧亦強調,集團只佔HIT母公司和記港口信託(HPH Trust)兩成七股權,企圖淡化和黃的角色。

霍大班的講法明顯是避重就輕,雖然和黃只持有HPH Trust兩成七股權,但HPH Trust的信託管理人,正是和黃全資附屬公司Hutchison Port Holdings Management Pte. Limited (HPHM),負責管理HPH Trust的業務,和黃因此難以置身事外。至於嚴磊輝聲稱外判工人工資與HIT無關,也是不符事實。HIT在3月26日發出新聞稿,指公司與四十多名外判商及其員工舉行會議,並引述嚴磊輝稱,HIT管理層今年初已與外判商積極商討,計劃於7月份公布薪酬增加約5%,證明HIT一直有參與釐定外判工人的薪酬待遇。

工會要求直接與HIT談判並非無的放矢,按照國際勞工標準,勞資談判並非只限於有直接僱傭關係的雙方,工會有權選擇合適的談判對象,而國際勞工組織(ILO)就指出,涉及外判工人的勞資糾紛,工會跟「主要僱主」(“principal” employer)直接談判,是有效及符合國際勞工公約的做法。

外判服務對工人待遇和勞資關係制度帶來嚴重衝擊,對工會與直接僱主的集體談判構成極大障礙。首先,不少外判商只服務單一客戶,本身也沒有很大議價能力,如果「主要僱主」不參與談判,並在有需要時更改外判服務合約條款,外判商或難以滿足工人的訴求。以今次碼頭工潮為例,高寶和永豐兩家外判商的唯一或主要客戶就是HIT,他們都暗示「如果HIT唔加錢,我哋都加唔到畀工人」。究竟是外判服務條件苛刻,抑或是外判商從中剝削?只有HIT參與談判,才可找到答案。

其次,即使有個別外判商跟工會簽訂集體協議,承諾改善員工的薪酬待遇,但在價低者得的遊戲規則下,亦可能無法跟其他外判商競爭,因而喪失外判服務合約。更有甚者,「主要僱主」更可能會報復,拒絕跟工會簽訂集體協議的外判商續約,令工會和個別外判商的集體談判成果形同虛設。

針對外判服務對集體談判構成的障礙,ILO建議工人組織尋求與「主要僱主」展開談判和達成集體協議,並透過「主要僱主」與外判商的服務合約,確保外判商履行集體協議的條款。ILO同時指出,採取適當措施促成工會與「主要僱主」談判,是各國政府履行國際勞工公約的責任。碼頭工潮一個多月以來,勞工局長張建宗只公開勸喻工會跟個別外判商談判,卻從未要求HIT參與談判,明顯是偏幫大財團,沒有履行公約責任,實屬失職。

和黃及HIT態度強硬,政府斡旋不力,罷工工人和支持者只好透過不同社會行動持續向資方施壓,逼使HIT跟工會談判。和黃及HIT與其指摘工會「做佢世界」,不如與國際勞工標準接軌,及早與工會展開談判解決爭議,避免出現兩敗俱傷的局面。

工黨主席 李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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