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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 Tagged ‘工義長存’

二月 21 2014

原文載於2013221日 信報

李慧玲被封咪並非一次個別事件,由十年前同一條廣播道發生的一連串名嘴封咪,到近年各大傳媒或被易手,直接以撤換編輯,人事更動,刪除專欄等方式明刀明槍地染紅;又或抽出廣告,斷除民營傳媒的收入,暗裏陰乾。無論私營傳媒機構,抑或公共廣播服務也無法自外。
言論自由是社會發展的基石,若果沒有多元的言論空間,我們就失去最後的防線,去監察和糾正政府和私人部門的不公義狀況。李慧玲九年多以來,於商業電台服務聽眾市民,既為了被大陸扣留的程翔,以聲音黃絲帶奔走相告;也為本地弱勢,包括扎鐵碼頭工人罷工、真鐸聽障學生受不合理對待仗義執言;亦在日益肅殺的氣氛底下堅持爭取民主普選的聲音,不隨中共主旋律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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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14 2014

原文載於2014214日 信報

新年假期外遊,到訪歷史名城古蹟,威尼斯是其中一個熱點,走馬看花之餘,何妨參考威尼斯盛衰的軌跡,為香港借鑑。
因逃避薩克遜人侵略,威尼斯人選取了一個不宜聚居的地方聚居,城市完全沒有天然資源,潟湖之下只有沙泥和水,在水上建屋之前,要先將木樁插入軟淋淋的海床,圍起建築物所須地方,倒入石塊填料,造成較堅固的地基,才在上面建屋,比墾荒艱鉅多倍。而與香港類近,威尼斯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對外開放多元的態度,曾經一度是東西貨運商貿財經中心。隨着航運發展和其他城市的興起,威尼斯盛世成為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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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07 2014

原刊於信博:http://forum.hkej.com/node/109975

特首梁振英在今年施政報告宣佈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旨在幫助處於貧窮線下的非綜援在職家庭。可是,政府現時構思的計劃有不少不足之處,未能全面協助有需要的家庭,達到原有的政策目標。

工時門檻過高

現時政府建議工時要求分為兩級,分別為每月208小時及144小時,分別為每周工作48小時及33小時。如果家庭其中一名成員工作超過208小時,則可獲得1000元基本金額,如介乎144至於208小時,則可獲得600元基本金額。

可是,每周工作48小時的要求超出了民間團體素來要求的標準工時每周44小時的時數,亦較鄰近地區的標準工時為高。現實中不少基層從事散工或日薪工作,難以滿足上述的工時條件。早前便有調查指出,受訪的在職家庭中,每月工作二百零八小時或以上僅佔兩成三。

此外,政府亦未有明確指出單親家庭的工時要求有何不同。根據民間團體的建議,單親家庭的工時要求應減半,以符合單親家長需獨力照顧兒童的情況。

家庭成員工時應合併計算

除了工時門檻過高外,建議工時的計算方法亦不合理。政府建議工時只計算其中一名家庭成員,並不能把多於一名家庭成員的工時合併計算。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解釋為避免「所有家庭成員都減少工時,減低生產力」。

假設有一個四人家庭,丈夫及妻子每月工作190小時,工時合共為380小時。在建議的工時要求下,該家庭亦未能符合資格獲得1000元基本金額。即使夫妻二人每人僅工作104小時,工時合共剛好為208小時,亦看不出與一名家庭成員工作滿208小時有何不同。

合併計算工時並不會令到家庭的總工作時數有何改變,因為其下限受制於工時需求,上限則受制於入息門檻。生產力根據定義應為每一單位的投入的生產量,工時的多寡並不會直接影響勞工的生產力。

相反,合併計算工時的方式更能鼓勵性別分工,即配偶之間可按其需要或喜好分配工作時數,共同承擔照顧兒童、做家務的責任,使婦女亦有機會外出工作,繼續與社會保接接觸聯繫。此外,合併計算工時的方式可讓基層家庭更容易滿足工時門檻,以受惠於計劃。

額外津貼的對象應包括長者及殘疾人士

低收入家庭補貼卻只為兒童提供額外資助,沒有考慮殘疾人士及長者的需要。根據香港復康會於2012年6月發表的調查報告,殘疾人士每月的平均醫療、復康開支達$2,500,即使領取每月$1450的普通額傷殘津貼亦遠遠不足應付開支。長者的情況亦如是,即使有$2200元的長者生活津貼,亦不足以應付日常生活及醫療開支。

在未有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傷殘津貼及殘疾人士綜援制度下,擁有長者或殘疾人士的貧窮家庭,每名長者或殘疾人士應獲得額外津貼。

總結而言,政府應聆聽民間社會對建議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的意見,改善以上的不足之處,否則令人不得不懷疑政府為節省公帑而抬高門檻,並非決心解在職貧窮的問題。

工黨副主席 立法會議員 張超雄

一月 31 2014

原刊於信博:http://forum.hkej.com/node/109800

香港青年人面對的困境是史無前例的艱難。不論從住屋、就業、教育,以致個人成長等方面,他們的處境,都是歷年最差的。大部份青少年都處於無可奈何的狀態及感到前景黯淡。如果社會不讓青年人說出他們的關注,不嘗試深入明白他們的所思所想,只以一種自以為是的「代言人」姿態,所謂為他們發聲,問題是不能有效地解決的。政府必須在制定有關青少年的政策時,廣泛收集青年人的意見,同時在政府諮詢架構中增加他們的參與。

現時政府在香港設立的青年可參與政策諮詢架構,都是委任的,參與的往往是一些年齡偏大的中年人,甚至退休人士,所屬的社會階層偏向專業人士,例如醫生、律師、商人等中產階級,沒有代表性。現時官方提供給青年參與的諮詢架構中,最為大眾熟悉就是青年事務委員會。它的組成是上述提及的委任性質、參與者年齡偏大、大部份是中、上社會階層。

這個遠離群眾的委員會每月一次的青年交流會,題目是「香港應否申辦2023年亞洲運動會」等對大部份青年人來說是不切身問題,即使曾提議「醫療改革第二階段公眾諮詢」、「檢討網吧監管」等較貼切的話題,在青年人圈子卻引不起關注。另外,每年一次的青年高峰會議,只成為政府新聞處的公關活動。

事實上,香港青年人對社會參與的期望越來越高。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公布的《2010年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覽數據》顯示,18‐25 歲的青年人選民登記和投票率均有整體上升趨勢。近年青年從反高鐵到反洗腦國民教育運動,都在提醒政策制定者與青年人的距離有多遠。另一例證是政府耗資近8 億元興建的柴灣青年廣場,每年虧損3000萬元,被指管理不善,使用率低、至今仍未能盈利,成為政府自以為是,盲目相信市場化的失敗例子。

香港青年面對的困難很多,尤其是專上教育學位問題。自資學位濫開辦、濫收費的問題人盡皆知,天價學費不但令貧困子弟未畢業就負債累累,更造成社會不公義。現時自資學士學位課程一年學費由五萬五至八萬二不等,自資副學位學費為五萬一年。香港青年協會的《借貸渡學——青年的生活需求與財政壓力研究》報告指出,資助及自資課程學生預計負債十多萬元,只有15.7%大專生非常有信心畢業後可按時還款。而在學期間的財政壓力,以10分為最大壓力計算,受訪者平均分達7.31,可見大專生整體財政壓力非常大。另外,香港地價貴、租金高、樓價貴,得益的只有政府、業主和地產商,打擊青年的生活質素和獨立生活的機會。不少青年努力工作多年也無法擁有一個蝸居,成為無殼一族。若政府繼續忽視青年人的需要,難免造成社會不穩定。

要全方位協助青少年發展,不是喊口號就行,亦不是隨意投放一兩億元即可解決問題,而需要認真理解青少年的處境,有目標地投放資源。聽他們的聲音,必須有民主而廣泛的青年參與。現時的諮詢架構及組成,必須改革。

一月 17 2014

工黨主席 李卓人

驟眼看來,這是一份重基層的施政報告,亮點是每年經常開支達30億元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在2012年,全港有40萬家庭生活在貧窮線下,當中有接近四成屬在職貧窮。政府為辛勤工作但收入仍不足以養家的市民提供一點協助,實屬應有之義;但要做到施政報告所講的「打破跨代貧窮惡性循環」,似乎是言過其實。

政府估計有20萬低收入家庭可以受惠,即平均每戶每月可獲1,250元津貼,脫貧的作用十分有限。事實上,政府的數據顯示,2012年的貧窮差距為150億元,30億元只可收窄差距20%。跟外地類似計劃比較,香港的規模亦小得多;以英國為例,2009 – 10年度當地的低收入補助(work and child tax credits)總支出接近200億鎊,相當於生產總值的1.4%,而香港則只有0.14%,剛好是英國的十分一。

施政報告也花了不少篇幅交代長者和殘疾人士服務,當中包括在現屆政府任期內增加5,000個資助安老宿位。這也是「止到咳但止唔到痛」,數字可以說明一切:現時有超過30,000名長者輪候宿位,每年有約5,000名長者在輪候期間離世;經核實合資格入住護老院舍長者的平均剩餘壽命是36個月,入住院舍平均輪候時間是33個月。增加名額後,輪候安老宿位仍是鬥長命的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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