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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 Tagged ‘工義長存’

十月 18 2013 王維基的香港電視不獲發牌鬧得滿城風雨,民間惹起急劇反彈,網上平台的群組『萬人齊撐!!!快發牌比香港電視!!!』一日間號召了四十萬個讚好點擊,大批市民致電電台烽煙節目,批評政府今次厚此薄彼的決定。 事情發展至今更為峰迴路轉,有報章揭發政府的顧問報告內容,原來王維基的香港電視並非評估條件最差的牌照申請者,卻成為了唯一出局的一間公司,顯示審批因素與蘇錦梁局長所稱的『客觀』背道而馳。更爆出原來多位非官守成員以及三位司長都認同給予三個申請者全數發出牌照,唯遭到特首及部分『深紅成員』力阻。 民心向背與否 兩者高下立見 縱然王維基在不同場合多次表明對政治或時事評論無興趣,以迴避政治議題,又或一洗在數年前改革亞視一役中『唔做中央十台』的先鋒形象。但似乎上述洗底工作並未能發生作用。或許,這是北京干預香港廣播業的證明;又或許是部分深紅人士揣摩上意或自把自為的結果。不論如何,無可否認梁政府經已不會再重視任何民意聲音和反彈。 在今次事件,王維基準備新電視的努力和決心,一下便將政府批發照的不明不白比下去。 事實上,市民更為不滿乃是原有壟斷的電視台多年的粗製濫造,和另一間弱勢電視台的不知所謂,而兩間電視台的不濟源自於殖民地年代保護的發牌政策,與及勢力和資本介入下的惡果。政府作為當中玩家,沒有理由不明白當中道理,更不會甘冒明知的風險。 三位司長,與及部份公務員出身的非官守行會成員,自當明白這個道理;雖不能扭轉政府目前的政治劣勢,但總算不會引爆另一個政治炸彈,與數以萬計不太熱衷政治,卻深以既有兩間既有電視品製作為苦的廣大市民為敵。而且三個申請者若果合乎規定,全數批出牌照也合乎客觀因素和程序,斷不會有篩走條件不是最差的申請者之理。 甘冒社會反對 只為消極維穩 但今次事件,梁振英一反其他意見而行之,無論是北京授意也好,又或深紅陣營個別盤算也好,不單單是顯示這次不發牌可能的政治考量,更是代表梁政府經已沒有任何執政意志,只求可見的將來底下,電視傳媒的分佈依舊原封不動,新獲得牌照的申請者,只是現有收費頻道公司的延續,主要針對資訊和新聞性節目,與憑藉既定劇集和綜藝節目模式而佔優勢的無綫電視有所不同。 維持現有電視工業的局勢,對梁政府,乃至可能有份秘密參與作出決定的北京來說,可說比較保險穩妥。對經營者來說,縱然可能冒虧蝕的風險,掌握傳媒依然是取得中港政府重視和政治一定地位的方法。而沒有新的傳媒加入,也就省得浪費精神去應對、取悅新對手,可說是梁政府消極維穩的一個方法。 市民的聲音並不是政府眼中,在政治博奕能夠爭取的力量。既然這經已是梁政府一年多來弱勢管治造成的事實,深紅陣營本着死蛇爛鱔的態度,讓市民繼續增加不滿,反而還更為化算的選擇,反正搏取部分市民的掌聲,也許只換來輿論指稱政府『終於跪低』的譏諷。 俗語說:『人不要臉則天下無敵』,政府不重視民意也自以為是地得戚於自把自為,這樣的政府和管治心態,還不夠我們香港人可悲嗎? 工黨副主席 鄭司律
十月 10 2013

原文載於20131010日 信報

扶貧委員會推出一條官方貧窮線,雖有助了解香港的貧窮問題,卻未有提出全面的相應政策。特別是對面臨壓力「爆煲」的殘疾人士照顧者完全漠視。

自八十年代開始,政府偷偷把「在社區照顧」的概念( care in the community)轉為「由社區照顧」( care by the community ) ;即轉由社區中的家庭成員承擔大部份照顧工作,把照顧殘疾人士的工作推向家庭。政府口頭上雖然讚揚照顧者的無償付出,事實卻沒有為照顧者提供任何支援。

十月初「爭取資助院舍聯席」發布了一份「殘疾人士照顧者生活問卷調查報告」,從有效問卷共846份中,超過八成照顧者為女性、近四成半的照顧對象為多重殘疾。而關於照顧者生活狀況的結果顯示有近三成人每日照顧殘疾家人超過16小時、超過七成照顧者平均每日連續睡眠少於6小時,更有一成半照顧者每日連續睡眠少於3小時,她們的照顧年期往往超過21年,長期睡眠不足及超負荷的工作量實令人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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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04 2013

原文刊於:http://forum.hkej.com/node/106191 上星期六(九月二十八日),政府公布香港首個貧窮線及《2012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採用相對貧窮的概念,水平定於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過往幾日,公眾的討論均圍繞政府會否推出相應的福利措施來減低貧窮人口,政府亦回應「貧窮線不會衍生福利主義」等。

貧窮線訂立後,全港710多萬人中,百分之19.6,即是131.2萬人屬於貧窮。在扣除市民繳交的稅項,又將他們受惠的現金福利,包括綜援、生果金、交通津貼等計算作入息,貧窮人口便會減至約102萬人。

前者我們可以視之為社會初次分配的情況,後者可視之為二次分配後的成效。初次分配意指勞動者出賣勞力所得的薪酬、資本家所得的利潤及資本或土地擁有者所得的租值在。二次分配即是政府經各樣稅項、福利的政策,把社會上的財富重新分配。

在職貧窮情況嚴重

對於初次分配,即使政府不斷強調香港市民應自力更生,不要依賴社會資源,但殘酷的事實是,香港的在職貧窮情況嚴重,政府在《報告》中亦不得不承認。貧窮住戶中的在職住戶有20.5萬戶,共有70.2萬人,分別 54萬貧窮戶中的38﹪及佔131.2萬的貧窮人口中的53﹪。在他們在職的就業人數中,有76﹪為全職工作者。

從此可見,即使訂立了最低工資,在職貧窮的情況仍然嚴重。以上的情況除了可歸咎於最低工資的水平過低外,還有勞動者欠缺議價能力,包括集體談判權及工會權利的各樣保障,造成勞動者即使付出勞力仍陷於貧窮。

雖然政府在《報告》中表示「統計上貧窮人口永遠存在」,但假如政府能改善初次分配的情況,低收入住戶的入息增幅高於中位數的增幅, 即使社會上所有住戶的收入有所增長使中位數以及貧窮線增加, 貧窮人口亦會減少。

二次分配成效不彰

雖然經過恒常現金的政策介入,貧窮率由19.6%減至於15.2%,減少了4.4﹪,但相對經合組織的國家,仍遜色不少。根據經合組織2010的數據為例,經恒常現金的政策介入後,芬蘭的貧窮率由32.2%減少至7.3%,減少了24.9%,即使減幅最少的國家以色列,亦減少了7.1%。香港經過恒常現金的政策介入的貧窮率與33個經合組國家比較,亦在最高貧窮率之列。

以在職貧窮為例,政府在二次分配上亦未能改善貧窮的情況。經過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在職的貧窮住戶數目仍有15.67萬戶,人口亦只下降了16.5萬,達53.8萬人,佔有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102萬貧窮人口中的53﹪。即使在職的貧窮住戶領取綜援,仍然有1.3萬戶未能因此脫貧。值得一提是,即使領取了綜援,他們當中仍有10.2萬個住戶陷於貧窮線之下,反映綜援並未能有效幫助市民脫貧。

多管齊下 訂立滅貧目標

要有效做到滅貧的效果是可能的,問題在於政府有否決心,訂出具體的滅貧目標,從而透過不同政策去現實。

工黨建議梁振英尚餘的四年任期內,應以減少一半貧窮人口作為目標,即是將貧窮率降至7.5﹪,將實際貧窮人口在四年內減少一半,即降至50萬人。

要達至目標,需推行下列各項政策,包括:

  1. 提升最低工資及一年一檢;
  2. 加強推行課餘託管計劃,協助婦女就業;
  3. 放寬單親家庭領取綜援的資格;
  4. 加強課外活動及書簿津貼資助額;
  5. 推行低收入在職家庭入息補貼,減少在職貧窮;
  6. 檢討綜援援助水平; 設立基本生活保障線;
  7. 訂定租務管制法例,減少貧窮人口租住私人住宅的開支;
  8. 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全面改善長者貧窮;及
  9. 推行集體談判權,讓勞資協商收窄首次分配(即工資)的差距。

至於支持相關政策的公共財開方面,工黨建議每年增加200億經常性開支(詳見附件)及長遠推行稅制改革包括推行累進利得稅、資產增值稅、股息稅及重設富豪遺產稅等。

工黨副秘書長 郭永健

九月 27 2013

工黨一行十多人,在剛過去的一星期到台灣考察,除禮節性拜會官方部門及政黨外,主要就是要了解台北的社會民生狀況及都市建設。當中令筆者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台北都市遊走,細味當地的人文氣息及社區建設。

香港人喜歡到台北短程遊,不少就是愛上當地的獨特味兒。在香港成行成市的跨國品牌在台北當然也有,但台北更多的是咖啡小館;香港人逛慣了的巨型商場,台北也不欠奉,但更多的卻是小街弄巷裡的特色小店。誠品去年也於香港開業了,但台北誠品松菸店的品味與精巧,就是香港店所沒有的——不是掛了人家的招牌就等於賣著人家的貨,人家有些底蘊是裝也裝不來的﹗

我們一團人行走台北市的第一站,由一個名叫「南村落」的民間組織所帶路,而領路人就是在台灣鼎鼎有名的文化人韓良露女士。韓女士在兩個多小時的都市漫遊行程中滔滔不絕地介召大安區街上與弄巷林立的個性店,例如以「走近台灣歷史的時光隧道」為宗旨的「秋惠文庫」,擺放及記錄著台灣古書文物,並以愛台灣這片土地為信念;又如僻處在弄巷一角的茶文化工作室「治堂」,店主何先生以推廣茶文化為要旨,讓城市人有個隔絕喧囂煩燥的地方。原從事金融機構的他,卻不以銅錢掛帥,歡迎遊人喝杯茶、歇一歇就走,不設最低消費。

韓女士帶著她對事物的熱情越說越有勁,我們當中有人卻越來越多疑問﹗「店舖的租金多少?」「地產商沒打弄巷舊樓的主意嗎?」「政府沒有『盲搶地』起樓建屋嗎?」簡言之,地產霸權與政府之手沒伸進來嗎?世間那有如此浪漫﹗

韓良露女士也答得夠直接:台北也有高租金及政府無能的問題﹗然而,大家也得承認,台灣近年雖有地產泡沬經濟的問題,樓價租金越發高升,只是地產霸權的層次還沒有香港那麼兇。至於台灣馬英九政府的無能也無需多講,總統民望較我們的行政長官還要低,也不能靠他幹出甚麼好東西來﹗

那為甚麼台北能,香港不能呢?香港與台北的差別在那裡?

或者台北人的生活哲學,會對這問題多少作了點解釋。由「南村落」出版的「大安人文漫步旅人手帖」中,有「賺生活的工作哲學一節」,裡面談到:「在『大安人文漫步』光點生活的人,都是比較懂得欣賞慢調生活美學的人,喜歡店小一點、商品有點個性、店主不像做生意的、街上少一點。他們對於生活都有一種獨特的經營模式,就是『賺生活而不是賺錢』的工作態度,賺錢只是附帶報酬,最大的報酬一定來自賺到美好生活。」習慣以金錢與速度掛帥的港人,相信不容易將這些話聽入耳。但人家就是抱著這態度給自己的城市營造下來。

我當然不會天真的認為單靠腦裡的想法就可改變世界。但事事以金錢為最高目標,卻肯定會失卻生活中其他的好東西。像這僘台北之行,我們就見識到不以金錢掛帥、不用市場主導而生存及生活的人,並由個體連結成張網,透過公民參與,改變都市規劃與社區營造,甚至形塑著人們的價值觀及生活態度。而台北一個又一個的社區更新與發展區,如充滿歷史氣味的大稻埕與艋舺、彌漫歐陸色彩的富錦街及上文提及的大安區等,就是這樣一步一步走出來的。

回到香港,我們面對高地價、高租金及政府「盲搶地」這些窒礙在香港多元發展的客觀存在因素。但要突破框框,改變現況,我們也得先調整一下價值觀,活化一下我們的生活哲學,並透過公民參與及社區運動,逐步營造我們的社區生活,走出商廈與高樓的統治。

工黨秘書長
譚駿賢

 

九月 20 2013 原文刊於:http://forum.hkej.com/node/105735 你有多少隻牙?可能你想沒想過,但當你年紀漸長,就算你的牙齒健康齊全,也可能要面對牙肉收縮及牙齒脫落的問題。世界衞生組織的標準,是80歲長者至少應有20顆能咀嚼食物和不鬆動的牙齒。這是世界標準,香港的情況如何呢?最新的資料,也要追溯至衞生署的<<2001年口腔健康調查>:65歲及以上居於院舍的長者,27.2%沒有牙齒、少於20顆牙齒的有24.1%。至於居住於社區的長者,則有58.3%少於20顆牙齒。即超過一半的香港長者咀嚼食物有困難。 牙齒有問題,當然應該找牙醫做檢查及治療。但有多少居於社區的長者去年曾往見牙醫?根據衞生署的調查報告,只有27.7%,至於居於院舍的長者,比例更低,只有8.1%。為什麼不去看牙醫?是否老人家都畏疾忌醫呢?相信這是不可能的。最大的問題,可能是經濟原因。看牙醫費用不菲,動輒數百以至數千元,香港約三分之一的老人生活在貧窮中,連生存都有困難,何來額外金錢做牙科保健? 香港有沒有免費牙科服務?有!全港有十一間公立牙科診所,免費為市民提供兩種服務:止痛和脫牙。對,只此兩項,其他如鑲牙補牙等一律不做。每間診所一星期只開兩天,每天只開半日,服務先到先得。於是,每逢診所開放前的一晩,不少受牙痛煎熬的長者要半夜三時趕到診所門外排隊。剛收到一群長者及「關注長者權益大聯盟」向立法會申訴牙科服務不足的問題。他們都有以上半夜排隊的經驗。其中一位住港島南區的婆婆,難忍牙患,半夜三更起程往西區的牙科診所,但還未有巴士服務,唯有忍痛乘的士前往,輪候至早上診所開門,才發覺根本排不到,因為排在前面的剛好拿盡了當天派的籌,結果當然是痛上加痛。 她們每人都有不同遭遇但同樣辛酸的故事。我完全相信這些都是千真萬確的經歷。事實上,我曾到過九龍城的牙科診所,排頭位的八十歲老伯,就是半夜三點從深水埗走路過去的。還有,這是他第四次排隊,因為他要脫四隻牙,診所每次只讓他脫一隻,令他走了四趟。 這是廿一世紀國際大都會的景象嗎?其中一位婆婆問:「為什麼我們市民人數多,但牙科服務如此少、公務員人數少,卻有這麼多牙科服務?」老人家的訴求很簡單:(1)全港十八區都應設立牙科診所,加長開放時間;(2)診所應提供全套牙科服務;(3)政府應為長者提供每年一次的檢查及洗牙服務。 對於一個坐擁二萬多億、窮得只剩下錢的政府,這三個要求是否太難? 立法會議員 張超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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