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   |   YouTube   |   網頁指南

Posts Tagged ‘工義長存’

八月 09 2013

恒基地產主席李兆基(四叔)在今年初提議於捐出「環頭環尾」的農地,興建面積300 平方呎、樓價約100 萬元的住宅讓未置業者「上車」,條件是政府要免補地價。最近,四叔改良其捐地計劃,提出代支付補地價和建築費,但政府需減收補地價金額,由每呎1,500元減至1,000元,期望將日後出售的樓價壓低至120萬元。

先不論四叔打著甚麼算盤,上述的捐地計劃卻為梁振英政府帶來一大難題,而難題的背後卻折射出種種香港現有的社會問題。

現時,四叔計劃捐出的元朗馬田壆逾6萬呎農地,以地政總署最新的收地特惠補償率的基本定率每方呎地790元計算,該幅農地價值約4,740萬元。與四叔逾1500億的身家相比,4,740萬元只是九牛一毛,亦只及他捐給關愛基金四億中的十分之一。以恒基地產擁有的4,280萬呎農地計算,亦只佔0.14%而已。即便如此,四叔的捐地計劃帶了不少迴響,單單傳媒持續大半年的關注,相信已值回票價。相較捐給關愛基金的四億,這四千多萬花得更為划算。

了解更多

八月 02 2013

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督導委員會”)認為香港面對人口老化,人力需求可能令當局需要採取較進取的政策,所以把鼓勵結婚及生育列作重點方向, 今年9月便會發表諮詢文件。

其實, 政府在2002年已成立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專責小組”), 專責研究未來30年的人口結構對香港社會經濟的影響。專責小組早在2003年已發表報告書,分析了香港人口的特徵與趨勢,關注到人口狀況、低生育率、人口持續老化、單程證計劃、人口老化對經濟的不良影響、家庭團聚及社會融合等問題, 但其後5年卻毫無進展。

到了2007年,政府又成立督導委員會,表明要制訂策略及實際措施,以期達到香港的人口政策目標。由2002年開始至今,11年已然過去, 但香港仍沒有一套全面的人口政策, 零星的工作只能做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而有的只是去年一個全新班底的督導委員會。這個督導委員會不再重提以前的優才計劃,改為提出鼓勵結婚及生育。對將於9月發表的諮詢文件, 我雖然審慎而不樂觀, 但由於督導委員會的領導人是“好打得”的林鄭月娥司長,我儘管翹首以待,希望司長能“做番齣好戲”。

人口對經濟造成的影響一般會滯後數十年,例如日本的生育率在1970年代初已開始低落, 但其對經濟的影響卻要待至1990年代才出現。有學者指出, 其他在1970年代開始出現低生育率問題的發達國家,亦是到了大約2010年才開始出現勞動力負增長的問題。在勞動力負增長出現前的三數年,便開始出現經濟危機。香港目前的生育率雖屬全球最低,但由於低生育率出現的時間較發達國家遲了數年,所以勞動力仍會繼續有數年的慣性增長,經濟暫時不會出現較大危機,但前景卻極不樂觀。

其實,香港人包括政府都明白這種滯後影響,而人口老化嚴重亦已談論多年,大家都知道在2031年後,將有四分之一人口屬65歲或以上的長者。但是,政府只是一股腦兒向財團利益傾斜,把社會福利開支封頂及壓低老人福利開支,而且不盡早制訂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當然,我們談論多時的長者政策,亦遲遲未有出現。希望林鄭月娥司長在9月發表諮詢文件時, 不要忘記這些問題的重要性。

政府鼓勵生育, 數年前曾蔭權鼓勵香港每個家庭生育3名子女的說法,已經淪為笑柄。市民在“捱貴租”、“買貴餸”、工時長、教育制度差的情況下,已變得毫無安全感,試問他們如何能夠貿貿然實行生兒育女這項十多二十年的計劃呢? 希望政府在設計鼓勵措施時,不要單單從稅務優惠、補助金這些方向作出考慮。

新加坡在30年前已開始推行鼓勵生育措施, 每年投入近100億元作出補貼,但整體而言,這些鼓勵生育措施的成效極低,其生育率目前比香港還要低。香港基層市民的安全感,最根本是來自安居和樂業這兩方面, 要鼓勵生育, 便要先搞好基層市民的房屋及就業問題。值得關注的是有本土研究社早前指出,政府多年來在估算人口增長上經常出錯,而且有多無少,差幅更絕對不少,於是基於這些數據擬定的優化土地政策便往往離題萬丈,更被人懷疑是方便當局合理化地填海、收地、開路的陰謀。例如1998年曾估算到了2011年將有840萬人口, 但到了2011年年底, 本港人口只得710萬, 差幅幾達20%。我要求政務司司長在這方面嚴加把關,讓議員有合理準確的數字來審議諮詢文件。

立法會議員 張國柱

七月 26 2013

近日文化中心的藝墟檔主,不滿文化中心單方面終止他們經營檔位,將原有的檔位轉為新的創意市集計劃。在新計劃之下,若干非牟利機構將成為合作伙伴,據康文署聲稱能容納多十倍藝術工作者,使多人受惠。不過,新計劃卻惹起原有文化中心藝墟的檔主不滿,康文署沒有認真審視現時藝墟得以存續的理由,包括在新計劃下限制畫家 (A牌) 的經營日數,以及將該空間分期交予不同非牟利團體,影響藝術工作者經營攤位的持續性。

在原有藝墟計劃中,有三種不同的經營檔主,包括有手工藝品製作者 (B牌)、畫家 (A牌) 、以及攝影工作者 (P牌)﹐今次計劃變最受影響為手工藝品製作者及畫家,原本畫家可以每日開設檔攤,手工藝者則逢星期日開檔一次,但新計劃下畫家的開檔日期卻被限至每月營業四日;而康文署將文化中心空間分期交予不同非牟利團體,亦無疑將整個管理及支援的工作外判,影響藝術工作者經營攤位的持續性。因此新計劃對原有藝墟檔主影響甚大,恐令一處能夠讓藝術工作者無法延續經營,同時亦扼殺一個能夠讓工藝精神持續發展的空間。

雖然這批藝墟檔主的的作品,並不是甚麼曠世巨作,但他們都是基於他們的作品能夠經過評審小組的鑑別,才取得開設檔攤的資格。當中不單肯定他們作品有一定的藝術價值,更是工藝精神的體現和傳承,讓鐵線手藝、水彩畫、圖章篆刻等等得以流傳承接。所謂工藝精神,就是強調的是對作品質素的要求,以及技術的掌握,而文化中心的藝墟正正為這批檔主展現的工藝提供了一處土壤。

文化中心不單單作為一個容納藝墟的空間平台,更因為聚集了不少市民和遊客休憩和流連,更令這些檔主的手藝在人來人往的地點中為大眾所認識,能夠引起大眾對這些技藝的興趣,發揮推廣工藝的作用。可惜的是,康文署並無重視文化中心藝墟在鬧市聚集人流又沒有收費門檻的公共空間所起到的開放作用,更無視這個藝墟行之有年的經驗和網絡的積累,只能被硬生生的官僚作風所中止。

而且,文化中心藝墟經營多年,不單只是得到評審確認其手藝及作品,更是得到市民和遊客支持才得以在墟市中營運至今,中止藝墟合約不單是扼殺墟市的藝術空間,更加是斷絕檔主自力更生的途徑。檔主營生和藝墟檔位緊密的依存關係,使藝墟檔主成為香港社會中少有能夠以藝術維生的職業工作者,支持檔主能夠維持生活,同時延續對工藝的掌握。若果無法長期而持久的經營,無疑等於摧毀了延續工藝的物質基礎。為此,政府是否要以下放管理權予非牟利機構為擋箭牌,實則是斷絕一班檔主長期經營藝墟多年的心血?

工黨副主席 鄭司律

七月 19 2013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出席立法會午宴時指出,香港要達致普選目標,必須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軌道上往前走。不過,如果人大常委的決定不符《基本法》的規定,那麼我們可以怎麼辦?

2007年12月29日,第10屆人大常委第31次會議通過有關香港政改的決定,除了確定2012年特首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需要修改外,還提到(一)2017年可普選特首、(二)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以及(三)在特首實行普選後,可由普選產生全部立法會議員。

人大常委2007年決定有何法律依據呢?《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規定,如需修改特首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特首同意,最後報人大常委批准或備案。不過,立法會仍未通過2017年特首選舉方法,亦未通過2016和2020年立法會的選舉方法,何以人大常委有以上表述呢?那就要追溯至2004年4月,人大常委對《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解釋。

兩個附件規定了如需修改特首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三步曲,但如何決定兩個選舉方法是否需要修改呢?人大常委就是以這種「扭計師爺捉字蝨」的伎倆,在原來的三步曲之上「僭建」多兩步曲:即特首先提交報告,再由人大常委確定是否需要修改。

無論人大常委的理據有多兒戲、有多牽強,根據《基本法》第158條,2004年釋法仍是具有法律約束力。但即使如此,「僭建」的第二步曲,亦只是授權人大常委決定兩個選舉方法是否需要修改,並沒有授權人大常委決定如何修改。2004年釋法反而明確指出,修改兩個選舉方法的法案及其修正案,應由香港政府向立法會提出。由此可見,人大常委2007年決定中,只有「確定2012年特首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需要修改」具有法律效力,其他表述(包括2016年立法會不實行普選,以及提名委員會參照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只屬附帶意見,不具約束力,我們沒有必要遵從。

當然,即使人大常委的附帶意見沒有法律約束力,但如果有關建議符合《基本法》及有利香港管治,相信大部分港人都會樂於接受。可是,人大常委有關提名委員會組成的建議,卻無法跟《基本法》第45條接軌,強行要香港遵從,肯定會導致出軌,必然「是一個禍,可以說是後患無窮」。

《基本法》第45條規定,提名委員會須按民主程序提名特首候選人;換言之,如果提名方式導致不民主的結果,就是抵觸《基本法》有關「民主程序」的規定。在民主選舉中,提名的作用,除了保證候選人獲得社會一定程度的支持外,同時要確保所有公民均可享有被選舉的權利和機會,不分社會出身、財富、政治或其他見解等而有任何區分,亦不受不合理的限制。

現行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偏袒工商和專業階層,如果將來的提名委員會參照這方式組成和提名候選人,明顯抵觸被選舉的權利和機會不分社會出身和財富而有所區分的原則。此外,從過去特首選舉的經驗可見,持某些政治見解(如反對中共一黨專政)的人士,其被選舉的權利和機會,亦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以上兩個結果,都不符合民主選舉的原則,亦即抵觸《基本法》第45條。

民主派最近提出,任何合資格參選人如獲7 – 8萬名選民聯署,經提名委員會核實,即可成為特首選舉候選人。這建議既顧全了人大常委的顏面,沒有全盤否定其有關提名委員會組成的意見,同時亦令人大常委的意見可以跟《基本法》第45條接軌,確保所有公民均可享有被選舉的權利和機會。民主派的提議堅守普選原則之餘,亦兼顧政治現實的限制,可說是香港邁向普選的正軌;至於北京會否接納,就要看中南海諸公的智慧和氣量了。

工黨主席 李卓人

七月 12 2013

七一大遊行,數以十萬計市民冒著風雨向民主普選之路前行;不到一星期後,二百多名聖士提反女生及舊生也冒著風兩圍繞母校抗議,反對學校轉作直資。中學女生們穿著旗袍式校服裙,舉起寫著校訓「本信而進前」的標語,在風雨交加下哭訴校方所為,場面教人動容之餘,也使人悲從中來﹗

守護學校 也守護香港

聖士提反的學生與校友們反對轉直資的理由是清晰的,就是要反對學校的「貴族化」,讓每一個學生都享有接受優質教育的平等機會。該校中一生鄭子晴同學就一針見血的指出「轉直資就是違反了聖士提反的核心價值…將大家嘅資源預留畀已經有好多資源嘅人,唔公義」。若嫌中學生的意見未夠世故、不夠份量的話,不妨聽聽該校創辦人曹善允孫兒曹禮如何說。在藍衣校服的遊行人群中,曹先生接受訪問時指出「當日爺爺對本港女性教育謀出路,至今竟淪為富家女向上爬的專用通道,『唔該即刻停止』」。

學生、校友及學校創辦人後人,要捍衛及守護的,正是學校的神聖使命本身。「本信而進前」的校訓,大可理解為於當時落後、窮困的香港社會,向備受屈辱及踐踏的下層女性,提供一個接受教育、擺脫貧苦及依賴男性與家庭的機會,給她們一個解放與前進的希望。至於另一間準備轉直資的聖保祿中學,其來自《聖經》《格林多前書9章22節》的校訓「為一切人,成為一切」所指的,就是為軟弱的人成為軟弱的人,為窮困的人成為窮困的人;作為學校,就是為所有人——不論家境富裕或清貧,校門都為妳而開放,成就全人教育。

這種辦學精神與宗旨的神聖性,也不是空口講白話的。戰後到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始,百廢待興。殖民地政府只顧「挖籠」(解作「謀取金錢」),漠視民困。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都由教會及民間組織興辦。而教會神職人員對教育事業的熱枕及無私付出,為來自低下階層的莘莘學子提供接受教育機會,讓他們透過努力為個人及家庭脫離貧困,成就了社會學家呂大樂指出的第二、三代香港人。

是以,聖士提反及聖保祿學生校友們要守護的,除了是學校本身本的神聖宗旨外,亦是守護香港過去賴以成功而相對公平的社會流動階梯,也就是人們喜歡掛在口邊的「核心價值」、「香港精神」。

黃牛黨與直資學位

今日香港社會,你提出反對,就有人要高聲支持;你要佔領中環,有人就要守護中環。所以,你反對轉直資,亦會有一大堆人出來說贊成。支持轉直資者的理據,不外乎是直資增加學校收生與運作的彈性及自由度,亦有人指會更有效分配整體教育資源,讓非直資學生得到更多的照顧等。

這種以自由選擇及功利主義為邏輯的論據,聽起來也真夠冠冕堂皇,但要回應批評者對公正性的質疑時實難以招架。以《Justice》一書而爆紅的哈佛大學學者桑德爾(M. Scandel)在近作《What Money Can’t Buy》一書中,當討論「插隊」的道德問題時即指出,容許販賣黃牛飛,實際上就是容許富人以錢打來「打尖」,敗壞了「排隊」的公正性。而桑德爾更進一步質疑,將一些性質不是商品的東西,卻以金錢價值來置於市場買賣,實際上是對事物本身的一種侮辱。

他舉了前教宗本篤十六世訪美時,因彌撒門票一票難求,遂有人於教區取票後進行炒賣。事件經揭發後,教堂回應指:「不應該有門票市場。因為你不能花錢去慶祝聖典。」 桑德爾舉出此例,無非是要指出,社會上有些東西是不能用錢買的,不可用市場價格去衡值的,否則就是自降層次。

這樣,直資學校就有如黃牛黨,將原本相對公正,以擇優取錄方式向全港學生開放的制度,變為只向有錢人兜售的市場貨品﹗不是嗎?自2002十二間傳統津校轉直資後,平均收費每年三萬多元。而大部份學童每年可享有的教育資源投入則是4萬多元。即是說,直資學校生每年可有7萬多財政投入,這對大部份學童來說還稱得上公平嗎?(見曾榮光教授「教育均等、公平與公義的考慮」一文,明報論壇版,2013年6月20日)更甚者,名校轉直資,實質上就是容許有錢人買黃牛飛「打尖」,將原本向所有質優學生開放的優質教學資產,只向能付得起三萬多元學費的富家子女招手﹗

一切神聖的都湮消雲散

「本信而進前」、「為一切人,成為一切」本是教會學校神聖而崇高的精神與許諾。不少神職人員及教師曾為這使命而前仆後繼,傾盡心力,為香港社會發展史寫下過動人的篇章。如今學校掌事者親手打破前人的豐碑,將神聖使命由金錢與市場所代之,無疑是自貶身價,拒絕崇高﹗

馬克思早於160多年前在《共產黨宣言》中即說過,資本主義的發展勢必使「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而有教無類、成就全人的理想,似乎也難逃惡運;可幸的,是聖士提反與聖保綠兩校過去功德無量,栽培了一代又一代的社會棟樑,而她們今天正為公平公正的制度及神聖崇高的使命而吶喊與戰叫。

工黨秘書長 譚駿賢

搜尋

訂閱電子報

過往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