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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 Tagged ‘政治擂台’

三月 13 2013

 「選舉權是不是能夠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運用,與被選舉權有無不合理的限制與剝奪,具有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本來廣義地說,選舉權就包括被選舉權在內。有選舉權的運用,就必有被選舉的對象,因而有選舉權存在,就同時有被選舉權存在。如果被選舉權受了限制,則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了限制。具體地說,假使某些人民被剝奪了被選舉權,則有選舉權的人就不能去選舉他們,因而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著限制了。

  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舉權要普及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及平等;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任何人的被選舉權都不應該被限制,不僅不應該以資產多寡、地位高低、權力大小為標準,而且也不該以學問優劣、知識多少為標準。唯一的標準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為人民所擁護,因而也就只有讓人民自己去選擇。」

  以上兩段文字,如果是出自民主派手筆,大家都會覺得不外如是、意料之內;但如果這是出自中國共產黨70年前對人民的莊嚴承諾,讀者有何感想?

  1944年2月2日,由周恩來主理的中共喉舌《新華日報》,發表題為「論選舉權」的社論,簡單扼要地說明民主普選的要義,在於普及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擇權。每隔幾年,筆者總要做一次文抄公,皆因每當討論香港未來的普選制度,總有人跳出來胡說八道、大放厥詞。

  新任政協主席俞正聲日前提出,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長期執政,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其後表明,特首選舉「一定有篩選」。兩人先後表態後,即有一隻「紅色了哥」化身「接近中央權威人士」,指出特首普選可加設「預選」,由提名委員會先作一輪內部投票,「篩走」中共不接受的參選人。

  消息一出,一眾「土共」隨即保駕護航,可惜理虧所以詞窮,說了大半天,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前律政司長梁愛詩說:「很多國家的選舉都要經過篩選,尤其是人多的地方。香港有三、四百萬選民,有些地方兩、三萬,我都覺得容易一點。如果我們這麼多選民的話,沒有篩選機制的話,怎可以順利地選出來呢?」選民多寡跟「篩選」參選人有甚麼關係?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有超過二億合資格選民,超過一億人投票,有何不順利?

  在美國史丹福大學獲得碩士學位的葉劉淑儀辯稱,任何民主選舉都有預選機制,美國選總統時,黨內也有預選。將黨內初選和提名委員會篩選混為一談,根本就是魚目混珠,欺騙市民。民主國家的黨內初選是面向選民,為所屬政黨爭取最大勝算;提名委員會篩選,則是替中共把關,「篩走」中共不接受的參選人。而更重要的是,黨內初選不是剝奪市民的參選權利,2012年美國大選,除了民主、共和兩黨的候選人外,還有另外25位合資格候選人。

  還是政協常委陳永棋最誠實,開宗明義指出預選的目的,就是要揀「幾個候選人出來,是中共會接受的人,給香港市民一人一票、不記名地投票去選」。說陳永棋誠實,不僅因為他毫不掩飾預選就是替中共把關,也因為他間接承認中共認可的候選人不得民心,在一人一票選舉中沒有勝算。

  為甚麼有篩選的選舉必然是假普選?一眾「土共」不妨重溫中共革命先烈的智慧和莊嚴承諾:「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 (《新華日報》1944年2月2日社論)。

《工黨主席 李卓人》

二月 21 2013

 截至去年底,庫房已錄得400億元盈餘,預期2012/13財政年度將再次有超過500億元巨額盈餘。庫房水浸,將部分盈餘用於一次過紓困措施藉以改善基層家庭生活,實屬政府應有之義,但更重要的是,政府應盡快檢討開支政策,以善用公帑投資未來。

  自2003年經濟全面復甦,政府已連續八年錄得盈餘,累積接近4,000億元,相當於同期本地生產總值的3.1%。財政收入不斷增加,但政府經常開支卻長期處於低水平,香港可謂已陷入「結構性盈餘」的困局,而導致政府「有錢不能用」這怪現象的根源,是制定開支預算的金科玉律,即經常開支增幅不得超逾經濟趨勢增長的規定。

  雖然《基本法》規定財政預算須量入為出,但這不代表政府先評估每年度收入,然後才規劃開支項目。早在每年五或六月,政府已開始準備下年度開支預算,這時候莫講下年度收入預算,就連當年度政府收入有多少也難說得準。政府因此會以本年度核准經常開支預算為基礎,然後根據最新經濟趨勢增長調整下年度經常開支預算;舉例來說,2012/13年度核准經常開支為2,640億元,如果經濟趨勢增長為6%,2013/14年度經常開支增幅(俗稱「新錢」)不得超過6%,即約160億元,即使日後預計收入大增,政府也不會調高「新錢」,只會在非經常項目動腦筋。

  近年政府收入遠超開支,起因是唐英年出任財政司長期間,連續三個財政年度壓縮經常開支,令經常開支由2003/04年度的接近1,980億元,下降至2006/07年度的不足1,900億元。政府當年重手壓縮經常開支,乃因急於削減財政赤字,事後看來無疑是用力過猛,可惜曾俊華繼任後只管蕭規曹隨,死守制定開支預算的金科玉律,沒有審時度勢重新規劃經常開支規模,導致經常開支連年遠低於經營收入,令政府未能將經濟成果和稅收,用於解決深層次社會問題等長遠政策。

  過去幾年,工黨和民間團體一直倡議多項投資未來和解決深層次社會問題的經常開支建議,包括在中學實施小班教學、增加大學資助學額、增加護理安老和殘疾院舍宿位、設立照顧者津貼、改善復康服務、發展綠色經濟等,可是財政司長卻推說,這些建議屬政策範疇,應由相關局長決定。但當民間社會與政策部門商討時,負責官員卻表示,建議涉及長遠財政承擔,庫房不會放行。在管錢和管事官員互相推卸下,公帑和光陰就此虛耗掉,而深層次矛盾卻不斷累積至臨界點。

  在不額外增加政府經常開支的緊箍罩下,官員和政黨只好「不務正業」,不顧社會長遠需要,只在「一次過派糖措施」等非經常開支上動腦筋。在曾俊華擔任財政司長期間,非經常開支所佔比重,由以往不足3%大幅飆升至超過一成。將大量公帑浪費在沒有長遠效益的「綽頭」上,反映財政綱紀經已敗壞;而過去數年的一次過措施,涉及非經常開支接近1,500億元,如果將一半用於民間團體倡議的經常開支建議,足以維持服務10年以上。

  如果財政司長繼續沿用限制經常開支增幅的規定,2013/14年度的情況將會更加惡劣。預計下年度經常開支增幅約有160億元,在決定如何分配這筆「新錢」時,先要扣除政府開支價格升幅(主要為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薪酬調查)和已規劃的開支項目(例如新學校落成後涉及的經常開支)。假設政府開支價格升幅為2%,「新錢」中約55億元須用於支付「政府通脹」;而早前通過的「特惠生果金」已佔用65億元,再扣除其他已規劃項目,估計下年度「新錢」已所餘無幾。

  要打破目前「有錢不能用」的困局,政府應在原定160億元「新錢」的基礎上,額外增加200億元經常開支,即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1%,以扭轉2004/05至2006/07年度過度削減經常開支的後遺症,讓政策部門可以恢復規劃長遠政策,善用公帑投資未來。實施這建議不會損害長遠財政穩健,1997/98至2011/12年度,政府整體收入較整體開支高出2,900億元,相當於同期本地生產總值的1.3%,額外增加生產總值1%開支後,仍有足夠緩衝空間應付可能出現的經濟逆轉。

  顧及政策部門未必可以在短時間內敲定長遠政策,政府可在下個財政年度先撥出非經常承擔額,揀選一些具長遠社會效益的措施試行一段時間,確定成效後在其後的財政年度落實為經常開支項目。有關措施可包括:為輪候公屋冊及居住環境惡劣家庭提供生活津貼;推廣鄰舍層面公民教育;增設課外活動津貼;增加托兒和課餘託管服務;補助殘疾人士最低工資差額、設立照顧者津貼、培訓精神科醫療及輔助醫療人員、發放前線照顧員鼓勵津貼、設立無障礙空間專項基金、增聘檔案管理人手,以及發展回收再造工業和高增值有機農業。

《工黨主席 李卓人》

一月 24 2013

  特首梁振英拖了三個月才發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似是預告新政府的施政作風:拖!整份「拖」政報告的最大亮點,就是一口氣設立十多個專責委員會和跨部門工作小組,探討這措施的可行性,研究那政策的未來方向,卻沒有提出具體目標和落實時間表,為特首日後違背競選承諾謀定後路。所以,梁競選政綱明明白紙黑字寫著「推行免費幼兒教育」,變成了施政報告的「設立專責委員會研究……可行性」;簡單如「容許單肢傷殘人士申領傷殘津貼」,也得由「跨部門工作小組研究這課題」。所謂「穩中求變」,實為「穩中行騙」;「務實為民」,只是「無料惠民」。

  施政報告無料到,競選政綱大縮水,梁振英卻繼續大玩語言偽術死撐。競選時承諾研究推動標準工時立法工作,施政報告「立法」兩個字卻消失了,取而代之是「找出未來路向」。連去年提名和支持梁參選的工聯會也看不過眼,向特首追債,但梁竟說有關標準工時的問題,施政報告計劃展開的工作比政綱的多,向前行了一步。原來尋找方向,是比推動立法更多、更前。

  形容為重中之重的房屋政策,也是滿紙虛詞和謊言。施政報告說籠屋、劏房、板間房的火警和衛生威脅不減當年,市民以為特首會落實競選政綱,額外提供中轉房屋,豈料這只是特首盲搶地的序曲,下文卻不見任何措施即時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

  長遠解決籠屋、劏房和板間房問題,當然是加快興建公屋。梁的政綱承諾,提前一年落成35,000個公屋單位,但施政報告卻維持上屆政府未來5年興建75,000個建屋目標。被問是否又走數,梁竟答「施政報告無講的,不代表政府不去做」。這說法真是可圈可點,如果無講的不代表不做,那有講的又是否不代表會做呢?

  梁在競選時說如果做好源頭減廢,就不需要興建焚化爐。大家又可能誤會了,這不代表承諾不興建焚化爐,梁當時只是評論員上身,講出減廢和焚化爐的邏輯關係。至於這番話是否代表政府會致力做好源頭減廢?還是不要自作多情,留待下回分解吧。

  如果踏出一步不代表已有方向,無講的不代表不做,有講的不代表會做,那麼特首的政綱和施政報告還有甚麼用?

《工黨主席 李卓人》

一月 09 2013

  強積金自2000年12月起實施至今已超過12年,其成效一直備受質疑,其中最令一眾打工仔女氣憤的,是強積金投資回報未見突出,但收費卻貴絕全球,不斷蠶食打工仔女的血汗錢。

  2010年7月至 2011年6月期間,強積金的平均開支比率為1.74%,遠高於澳洲的1.21%、美國的0.83%和智利的0.60%。不要以為區區一點幾個百分點是小數目,以累積數十年供款計算,只要收費下調半個百分點,僱員的強積金戶口可以相差超過一成。舉例來說,假設每月供款1,000元,扣除收費後每年回報率為4.5%,40年後強積金戶口有大約134萬元,如果收費下降半個平百點,結餘即可增加超過18萬元至接近153萬元,增幅接近14%。由此可見,政府必須儘快採取措施降低強積金收費,包括立法設定收費上限,否則強積金只會淪為金融機構的提款機。

  不過話說回頭,即使降低收費,強積金仍有眾多制度性缺陷需要處理,當中最重要的兩項是強積金未能為低收入和非在職人士提供足夠退休保障,以及投資回報極不穩定,令打工仔女無從打算退休生活。

  針對第一項問題,我建議政府為低收入和非在職人士提供補助供款。多年前已有人提議,政府為毋須強制供款的低收入人士代為供款月薪5%。這建議的好處是支出有限,有較大機會獲政府接納。現時約有35萬名月入6,500元以下就業人士豁免強制供款,政府為他們供款每年涉及的開支少於10億元,以政府的財政實力可謂綽綽有餘。不過,這建議對入息剛超過6,500元的人士並不公平,他們不但沒有政府補助,更要強制供款月薪5%,令他每月可動用收入比入息剛低過6,500元的人更低。而這建議最大的缺點就是它的好處,政府支出有限,亦即對低收入僱員的幫助有限,代供款項可能只夠支付兩三年的退休生活。

  我認為較為可取的做法,是由政府補足(top up)低收入人士供款至某水平,例如每月800元,以月入10,000元的僱員為例,僱員每月強制供款為500元,政府的補助供款就是每月300元。至於不用強制供款的低收入人士,如果選擇自願供款月入5%,政府照樣補足至800元;以月入6,000元的僱員為例,如每月自願供款300元,政府就補助500元,否則政府只會代供月入的5%,即300元。這建議可令200萬名月入低於16,000元的就業人士受惠,粗略估算每年涉及開支約75億元,與特惠生果金的支出相若。如果政府可以未經深思熟慮即匆匆推行特惠生果金,這建議更值得政府詳細考慮。

  非在職人士方面,我建議採用配對形式提供補助。如果在職人士選擇為其非在職配偶開設強積金戶口並每月供款,政府可提供等額補助,上限為該在職人士月入的5%或500元,以加強對非在職人士的退休保障。由於未能掌握非在職配偶的資料,亦難以準確評估參與人數,現階段實無法計算建議的開支;如果假設有50萬非在職配偶參與,每年涉及的支出會在30億元以內。

  針對強積金未能有效分散投資風險的問題,我建議容許就業人士選擇將部分供款存放在外匯基金,每年回報率跟財政儲備存放在外匯基金的投資回報計算方法相同,即按外匯基金投資組合過往6年的平均投資回報率計算,並加入最低回報保證,確保每年的投資回報不低於外匯基金3年期債券在過往一年的平均孳息率。

  提供這個選擇的目的,不是因為外匯基金有較高回報,畢竟外匯基金首要考慮是維持港元匯價穩定,而非賺取最高回報。容許就業人士選擇將部分供款存放在外匯基金,最重要的考慮是回報較為穩定,可減低投資風險為退休生活帶來的不確定因素。自1994至2011年18年期間,外匯基金只在2008年因金融海嘯錄得投資虧損,平均每年回報有5.6%;相反,強積金實施的12年間,就有4個年度(由4月至下年3月)錄得虧損,截至2012年9月平均每年回報只有3.4%(外匯基金2001 – 2011年平均回報為4.5%)。

  如就業人士選擇將供款存放在外匯基金,由於建議回報率是以過去6年平均回報計算,已供款項和回報收益不可在退休前轉移至其他受託人,以避免「割禾青」,例如當牛市時將供款轉往其他股票基金賺取較高回報,當熊市時將供款存入外匯基金收取較高的6年平均回報(當然就業人士仍可選擇將新的供款投資在其他受託人)。此規定的另一好處,是避免強積金供款大出大入,可能影響外匯基金的管理。

  建議只容許將部分供款存放在外匯基金,其中一個考慮是分散風險。外匯基金並非沒有風險,一旦需要捍衛聯繫匯率或維持金融市場穩定,外匯基金是有機會嚴重虧損,雖然發生機會極低,但絕非零風險。另一個考慮,是避免強積金供款佔外匯基金資產的比例過大,如果只容許最多將一半供款存放在外匯基金,即每年最多約180億元,最高峰時強積金供款加回報,以現時價格計算,應不會超過5,000億元,低於現時財政儲備或外匯基金累計盈餘水平。如果金融海嘯以來外匯基金資產負責表暴漲數千億元,亦沒有令金管局無法應付,強積金供款的規模亦不會為金管局帶來大難題。

  有人擔心這建議會影響外匯基金的功能,但我認為這是過慮。首先,建議並沒有佔了外匯基金便宜,回報率按過去6年平均回報計算,長遠來說是打成平手,不會動用外匯基金的累計盈餘。其次,建議限制已存放外匯基金的供款不可轉移至其他受託人,金管局可以掌握提取強積金權益的時間和數額,不會對基金管理帶來難以解決的問題。其實,將強積金供款存放在外匯基金,跟財政儲備存放在外匯基金,性質上根本沒有很大分別,如果財政儲備存放在外匯基金有助維持匯率和金融穩定,實在看不到為何強積金供款存放在外匯基金會有相反效果。

《工黨主席 李卓人》

十二月 19 2012

 香港經濟自2003年走出谷底已增長超過五成,但水漲不是所有船高,本地貧窮情況並無顯著改善,民間團體計算的貧窮率仍維持在17%以上,即每6個港人就有一個生活在貧窮線下。

  政府曾經在2005年設立由財政司長擔任主席的扶貧委員會,可是當時政府理所當然地以為只要經濟持續增長,貧窮問題自然迎刃而解,設立委員會只為敷衍了事,一口拒絕訂立貧窮線,就是無心扶貧的最佳證明。面對民間強烈要求訂立貧窮線,當時政府自知避無可避,於是使用官僚慣常伎倆,將問題化簡為繁,將貧窮線化整為零,一口氣推出24個貧窮指標,以圖混淆公眾視聽。其中最經典的,是針對60歲以上長者所用的貧窮指標,跟60歲以下的是截然不同,例如只提供入息低於綜援水平的非長者人數,60歲以上長者的情況卻無從稽考,總之就是要令市民看完一大堆數字後一頭霧水,無法得知香港整體貧窮狀況。

  新一屆政府決定重設扶貧委員會,並承諾會研究制訂貧窮線,這是值得支持,而且應該從速進行。至於如何制訂貧窮線,我認為扣除房屋開支(包括租金或按揭、差餉及地租)後的人均住戶入息中位數的60%,是最合適的指標。採用住戶入息為基礎的最大好處是數據客觀,而且容易編製,採用現時住戶統計調查所得資料已可成事。此外,以住戶入息為基礎亦方便作長時間比較,即使將來修改貧窮定義,例如由中位數的60%改為65%,只需重新計算即可。

  有的意見認為,以物質匱乏為貧窮指標會比較準確,例如沒有水電,或不能每天都可以進食新鮮水果等社會認為的必需品。這說法有其道理,但在操作上卻面對不少問題。首先,如何界定必需品,如何從眾多必需品揀選代表性指標,可謂言人人殊,或多或少取決於研究者的個人取向。其次,隨著社會發展,甚麼是必需品亦會轉變,當選用的指標改變後,就不容易作長時間比較。

  另有一種意見認為,政府以實物形式提供的福利,例如教育、醫療、房屋等,亦應轉化為現金計入住戶的入息。這建議絕不可取,否則一個公立醫院深切治療部病人一定是最富有的一成,因為每年獲得的資助以百萬元計。反而在香港的情況,扣除房屋開支後的可動用入息是比較合適的方法,因為香港有四成人口居於公屋,繳付的租金遠低於私人樓宇;換言之,即使入息相同,居於公屋和租住私樓的家庭,其生活水平可以差天共地,因此採用扣除房屋開支後的可動用入息量度貧窮,可以較準確反映香港實況。

  值得注意的是,民間團體要求政府制訂貧窮線,並不是作為領取福利或其他政府資助的門檻,因為不同性質的援助,應該有不同的門檻,例如申請法律援助,就跟申請交通津貼有很大分別,不能以同一標準審查。制訂貧窮線的主要目的,是幫助我們監察貧窮狀況,例如貧窮人口的數目和特徵,方便我們制定相應的扶貧措施和評估成效。政府亦可參考其他國家或組織的做法,訂立多條貧窮線量度不同程度的貧窮狀況,協助我們釐定扶貧措施的緩急優次,例如針對低於人均入息中位數40%的赤貧家庭,政府應優先扶助。

  再補充一點,以人均住戶入息為基礎的貧窮線,是已發展地區普遍採用的相對貧窮概念,政府仍有需要盡快更新基本生活需要調查,以釐定社會安全網水平。政府上次進行基本生活需要調查,已是1996年的事,至今已超過16年,其間香港的社會經濟情況已有很大轉變,基本生活需要也應隨之更新。

  跟前朝政府比較,新一屆政府肯研究制訂貧窮線,固然是一大進步,但這只是扶貧第一步,還看日後的措施和力度。

《工黨主席 李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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