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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 Tagged ‘政治擂台’

十二月 05 2012

港鐵去年除稅後股東應佔利潤高達147億元,但仍然按可加可減機制提高整體票價5.4%,大大加重基層市民交通費的負擔。市民普遍認為現行票價調整機制未夠全面,只考慮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和運輸業名義工資指數變動(2013年後加入生產力因素0.1%),未有顧及港鐵盈利水平、服務表現,以及市民接受程度,要求在機制中加入上述元素。

  根據政府與港鐵簽訂的營運協議,任何一方均有權每隔5年要求檢討票價調整機制,政府一方已提出書面要求,預計明年初會有檢討結果。我們在早前的公眾諮詢提出修改機制建議,主要包括:

將「=」號改為「≦」號

  現行票價調整方程式為:整體票價調整幅度 = (0.5 x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變動) + (0.5 x 工資指數變動) - 生產力因素。由於方程式中用了等號,港鐵因此辯稱沒有任何票價自主權,不論盈利高低,必須跟隨方程式辦事,想調低加幅也不可能。為免港鐵面對「想做好人都唔得」的窘局,我們建議將方程式中的「=」號改為「≦」號;換言之,港鐵可提出低於公式計算出來的加價幅度,再沒有盈利高企仍要加足的藉口。

加入列車服務受阻事故因素

  近年鐵路事故時有發生,有人質疑是因為港鐵為求利潤而壓縮維修保養和人力培訓開支。香港實行鐵路優先交通政策,很難透過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競爭逼使港鐵改善服務,因此有需要在票價調整機制加入懲罰元素。我們建議在方程式中加入列車服務受阻事故因素,根據過去一年因機件故障或人為因素導致列車服務延誤20分鐘或以上的個案數目而設定票價扣減幅度;例如:0 – 9宗設定為0%;10 – 14宗0.2%;15 – 19宗0.5%;20 – 24宗1%;其後每增加一宗,票價扣減幅度提高0.1%。不要以為扣減零點幾個百分點是小意思,由於複息效應,累積起來港鐵因鐵路事故而損失的票務收入可以相當可觀,應該可以逼使港鐵加強維修保養和人力培訓。

港鐵票價 立會把關

  實行上述兩項修訂後,票價調整方程式將變為:整體票價調整幅度 ≦ (0.5 x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變動) + (0.5 x 工資指數變動) - 生產力因素 - 列車服務受阻事故因素,所有指數都是客觀並容易核實,並保留現行方程式簡單易明的優點。至於其他考慮因素,市民接受程度較難量化,而盈利水平則可能變成現時兩電的「利潤保證機制」,因此不宜加入方程式內。

  聰明的讀者可能已經想到,即使將方程式中的「=」號改為「≦」號,如果港鐵每年都決定加到盡,市民也是無可奈何。我們因此建議港鐵票價調整須以附屬法例形式、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由立法會審議並通過;港鐵公司須每年根據方程式向政府提交票價調整申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經考慮票價調整理據、港鐵利潤水平、列車服務表現和市民負擔能力後,可決定票價調整幅度,並向立法會提交相關的附屬法例。

  其實現時巴士票價調整,也不是純粹根據票價調整方程式決定,巴士公司提出加價申請後,須由行政會議審批,考慮因素包括:過去營運成本及收益的變動;未來成本、收益及回報的預測;巴士公司的合理回報率;市民的接受程度及負擔能力;以及服務質素。由於行政會議沒有民意授權,兼且是黑箱作業,由立法會把關是較理想的方法。

設立票價穩定基金

  政府將車站上蓋物業發展權批予港鐵,原意是讓港鐵可以較低息貸款發展鐵路項目。不過,近年的大型鐵路項目,都是由政府直接注資,反而因為豐厚的物業發展收益而令港鐵不務正業,似地產商多過公共交通機構。

  為保持物業發展權用於鐵路服務的原意,我們建議港鐵須撥出部分物業發展收益設立票價穩定基金,例如:首20億元盈利撥出10%,其次的20億元20%,餘額30%,以2011年物業發展收益49億元計算,注入票價穩定基金為8億多元,只要動用其中三分之一,已可抵消今年一半票價加幅。我們沒有建議將其他非客運服務收益撥入基金,主要原因是這些收入相對穩定,行政會議審批票價調整時,已考慮港鐵利潤水平,再撥入穩定基金的作用不會很大。

  當年審議兩鐵合併法案時,民主黨曾提出修正案設立票價穩定基金,如果民建聯支持的話,很大機會獲得通過。可惜民建聯當時只為保皇,不發一言就將建議否決;如今蘇州過後,民建聯才提出類似建議,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工黨主席 李卓人》

十一月 21 2012

剛過去的星期日,2,000名市民遊行要求盡快設立全民退休保障,當中打頭陣是108名不良於行的長者,由一班年輕人推著輪椅上街,喻意黑頭人撐白頭人,年輕一代願意承擔長者的退休保障。翌日報章社評或評論,循例提出種種質疑,力數全民退保種種不是。一眾評論家都有一個共通點,他們全都沒有認真看過民間團體的全民養老金方案,而提出的論點─錢從何來、隨時爆煲、遺禍子孫─大都是順手拈來,人云亦云。

  逐一反駁反對論據之前,先扼要介紹民間方案的重點。全民養老金是一種預先儲蓄式退休保障制度,以僱員、僱主和政府三方供款為主要融資來源。勞資雙方供款是僱員每月入息的2.5%,入息上限設定為30,000元,方案同時建議降低強積金供款率至2.5%;換言之,實行全民養老金不會增加勞資雙方的供款負擔。政府供款方面,方案建議將生果金和長者綜援標準金額開支注入全民養老金,其後跟隨長者人口增長調整。

  由於全民退保已拖延了十多年,未能利用人口老化前的機會窗預留足夠儲備,因此需要政府一次過注資500億元作為啟動基金,以及向盈利1,000萬元以上企業徵收額外利得稅1.9%作為輔助供款。方案建議向長者每月發放3,000元養老金,金額跟隨通脹調整,經港大精算學教授三次更新和覆核數據,證明足可應付人口老化時的開支。

  經常有人指,西方國家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相繼爆煲,香港必須以此為鑑,切忌自毀長城。這種邏輯,有如說民主建港聯盟也是爭取民主,是同樣的滑稽。全民退保雖然名稱相同,但計劃細節有別,可以有截然不同的結局。簡單地說,西方國家的退休金額,大都跟供款人的薪酬或供款額掛勾,政策目標是維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民間的養老金方案,則劃一為每月3,000元,日後只跟通脹調整,目的是保障退休人士的基本生活需要。

  這是民間方案財務可行性的關鍵。過去30年,香港每年工資增幅平均較通脹高2%,如果這趨勢持續,勞資供款額與養老金的比率,將會由現時大約平均每3名僱員可支付1名長者養老金,提高至2041年大約平均每3名僱員可支付2名長者養老金,大致上已可抵消勞動人口與長者比例下降對養老金帶來的一半財政壓力。再加上政府供款、輔助供款和啟動基金,民間方案的財務可行性應不成疑問。

  又有人質疑,公帑只應用在有需要人士身上,沒有理由要全民供養李嘉誠等富豪。如上所述,全民養老金的政策目標,只是保障長者的基本生活需要,退休人士要維持退休前相若的生活水平,必須依賴個人儲蓄,包括強制退休計劃和自願儲蓄。養老金引入資產審查,是懲罰有個人儲蓄的退休人士,這有如左手打右手,破壞整個退休保障制度的完整性。

  再者,除非有人仍甘做鴕鳥,不肯正視單靠每年稅收是無法應付人口老化帶來的開支的事實,否則全民供款式退休保障制度就是唯一出路。既是全民供款,全民受惠是自然不過,試想如果有一種保險,投保人遇上意外需要通過資產審查才可獲得保償,你是否願意購買?這只是常理,毋須扯上甚麼福利主義的爭辯。

  全民養老金又是否搵中產笨呢?評論家喜歡為中產發聲,因為中產定義向來模糊,論者永遠可以借中產之名講自己的話。有說全民養老金必然加重中產的稅務負擔,這絕對是無中生有,民間方案根本沒有建議增加薪俸稅。方案建議僱員的養老金和強積金總供款,仍維持在入息的5%,唯一分別是入息上限提高至30,000元,但計及僱主的強積金供款相應提高,剛好是打成平手。

  另一方面,民間團體從來沒有掩飾方案有再分配作用,高收入工人須補貼低收入人士的退休保障。以一名25歲、月入25,000元的僱員為例,假設工資每年實質增加2%,實際投資回報率為4.5%,連續至65歲,預期壽命為85歲,實行全民養老金會令其損失約10%累積權益。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只是平均數字,如果投資回報較低,又或者壽命較預期長,全民養老金方案仍是對其有利。我們沒有水晶球,無法預知未來40年的投資回報或預期壽命,卻有政策工具可以攤分風險,養老金方案正是一例,確保所有長者,不論投資回報高低、預期壽命長短,都可以應付退休後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最後是一下代人付鈔的質疑。很多人誤以為養老金方案是隨收隨支制度,我們一代的退休保障,由一下代承擔。民間方案其實是一種預先儲款式制度,我們這一代的供款,除了支付現時長者的養老金外,還要預留部分款項支付我們日後的退休保障;換句話說,我們這一代人是需要支付一代半人的養老金(這或許是心水清者的真正反對理由)。幸好現時香港人口仍未急速老化,供款人數仍遠高於受惠人數,所以我們這一代人的供款比率,仍可維持在2.5%。

  反而政府提出的特惠生果金方案,只靠每年稅收支付,才是加重下一代的稅務負擔。根據政府提供的數字推算,2041年特惠生果金加上長者綜援標準金額的支出,高達516億元,每名就業人士須平均分擔18,000元稅款才可支付,而養老金方案同期的公帑支出,則只是341億元。2013 – 2041年,特惠生果金方案的累計經常開支是10,524億元,而倘若明年即實行養老金方案,同期的累計開支僅是7,135億元,兩者相差3,389億元,超過現時財政儲備的一半。究竟是政府抑或是民間團體遺禍子孫,上述數字可以說明一切。

《工黨主席 李卓人》

十一月 01 2012

 近期社會最關注的政策,非「特惠生果金」莫屬。改善長者生活保障,本來是一件值得支持的事,但自從港大社工系副教授羅致光一席話後,討論演變成資產審查攻防戰,而非聚焦不同退休保障制度的優劣,實屬不幸。

  事緣早前羅致光出席一電台節目時表示,從來沒有人要求把生果金倍增,但當政府提出「特惠生果金」時,有政黨即提高叫價要求取消資產審查,跟政府鬥民粹,有違政治道德。政治人物被無理取鬧,很多時都是一笑置之,但如果有關指摘妨礙理性辯論,就有必要澄清和駁斥。

  在去年九月施政報告諮詢時,我們已要求上屆政府在任內提出一個可令所有長者即時受惠,以及可有效攤分風險和財務上可持續的退休保障方案,並在2016年或之前正式推行,而未正式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前,應即時提高生果金至每月2,000元。民間團體十年前已提出由勞資官三方供款的退休保障制度,可惜政府研究十年仍沒有寸進,我們因此在去年提出落實時間表,而提高生果金只是過渡安排,以解長者的燃眉之急。提出這建議時,梁振英仍未正式宣布參選,更遑論有「特惠生果金」政綱,所謂「當政府行前一步,政黨就將門口推前一步」,根本就是子虛烏有。

  未知是否與羅致光本人有關,但「有違政治道德」言論一出,政府和報章評論隨即將反對資產審查妖魔化,指不設資產審查將會令生果金開支大增,不僅影響其他扶貧措施,還要下一代承受沉重稅務負擔,股壇長毛David Webb就計算出至2039年,薪俸稅邊際稅率和利得稅稅率都要提高至21.5%。讀者如想加入聲討行列,請先搞清楚一個問題:究竟甚麼人提出免資產審查生果金作為恆常措施?答案是沒有!主流民主派政黨都是要求提高生果金作為過渡安排,有人熱烈討論一項沒有人提出的政策建議確是耐人尋味,至於一些嚇人的數字,大家亦無需要認真看待,就當是一些人的算術習作好了。

  我早前說現時討論聚焦資產審查是不幸,是因為有人誤以為引入資產審查就是財政上穩妥的做法,這是大錯特錯!衡量一項政策的財政可持續性,必須一併考慮融資方案。生果金是單靠每年稅收支付,無論有沒有資產審查,社會都必須面對十多二十年後人口老化,長者退休保障開支持續飆升,但勞動人口(納稅人)比例卻持續下降的難題。資產審查只可以將問題推遲,未來數年政府一定有足夠財力應付,但問題卻不會就此消失,而當十年後問題浮現,政府因為退休保障開支大增而入不敷支,屆時才想辦法解決已經太遲,因為人口機會窗即將關閉。

  民間團體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已警告,不論有沒有資產審查,單靠每年稅收是無法應付人口老化帶來的開支,社會必須未雨綢繆,及早推行預先儲蓄式(pre-funded)退休保障制度,在人口老化前累積足夠儲備應付日後需要。正因為有這樣的認知,民間團體不待政府研究,自行在十年前提出全民退休保障具體方案,只可惜特區政府卻蹉跎歲月,張建宗局長不斷說仔細研究,但五年任內研究結果隻字不見,猶如墮入黑洞。

  即使今日立即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其實已經太遲,因為距離人口機會窗關閉只有十多年時間,單靠三方供款已無法累積足夠儲備,政府必須一次過注資約500億元啟動,方可應付人口老化高峰期的退休保障開支。粗略估算,計劃每推遲一年,啟動基金就要增加約100億元,如果再拖十年,計劃的效用將會大打折扣,因為預先儲蓄的元素將會隨人口開始急速老化而消失。

  未來一兩年是爭取全民退休保障的最後機會,我們因此在去年提出時間表,考慮到強積金「由無到有」大概用了七年時間,如果政府有心推行,五年內落實絕非過分要求。至於雙倍生果金,只是過渡至全民退休保障的安排,引入資產審查實屬多此一舉,而不設資產審查只會帶來一次過額外支出約300億元,相對於6,000億元財政儲備,政府是綽綽有餘。如果政府從善如流,不但全港長者可即時受惠,還可向社會清楚表達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的決心(pre-commitment),有助凝聚共識,令計劃推行更加暢順。

  可是政府只將精力放在資產審查,只將目光放在未來數年的財政開支,務求在五年任內不會出事,卻將難題推給下屆政府和下一代處理,不負責任,莫過於此。如果政府是認真處理退休保障問題,必須清楚交代:為甚麼單靠稅收支付會比預先儲蓄制度更加穩健?即使引入資產審查,如果稅制不變,是否可以應付人口老化高峰期的支出?我們的下一代會否面對一個兩難處境,要麼大幅加稅,要麼對長者貧窮坐視不理?

《工黨主席 李卓人》

十月 04 2012

         南京條約令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從此與廣東省同操粵語的人民經歷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發展為兩套制度,兩套社會文化,但粵港兩地的地緣相近,成千上萬的家庭盼望在97之後團聚,兩地經濟合作超過30年,在家庭結構、經濟商貿層面,已由民間發展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是,從今日有機發展而成的合作關係跳到由兩地政府催谷融合,必須先解決法制的基本問題。

  香港與深圳真正的差異不是由深圳河劃分,而是兩地的法制給予人民不同的保障或規禁。無容置疑,香港的法例、執法過程、司法程序均可給予人民較大的保障;縱使我們未能百分之一百掃除濫權貪腐,但香港官員大體上與小市民直接有關的層面均可廉潔自持,執法者未至於濫權成災,司法機關至今尚算獨立公正,這都是內地,以至廣東省,或毗鄰香港的深圳望塵莫及。雖然已有些家庭為求較大的家居空間或工作需要移居深圳,但以放棄法制保障為換取較寬敞的居住環境,代價絕不便宜。若深圳的法制給予居民與香港相若的保障和自由,相信移居深圳的家庭的數目必定比現今大幅增加。而特區政府不但無力將香港的優良法制輸出予鄰近地區,亦無力處理兩地跨境基建帶來的執法問題。

  在建造高鐵撥款,港珠澳大橋工程的審議過程中,議員多番追問中方海關在西九龍的高鐵終點站如何運作,司法管轄權如何劃分,港珠澳大橋一旦發生車禍,法律責任、保險賠償按那一個地區的法制辦事,官員均不能清楚解答這些具體實在的問題,令人擔心缺乏清晰法律框架的跨境合作會損害香港市民現有的保障。

  另一事例見諸兩地處理食物安全的不同標準。內地居民為追求食物安全,蜂湧到港搶購奶粉,供應不能及時增加滿足所有需求,令本地嬰幼兒有斷糧之虞。若鄰近地區不加強對人民的保障,只要求香港特區大開中門,兩地法制的差異將帶來一次又一次的衝擊。

  特區官員曾在立法會會議上表示:跨境基建的結構安全採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則,即整條跨境大橋將採取較高的安全標準。其實在其他跨境議題,亦應採取同一態度:同時增加兩地居民的保障,而不是拉低港方標準。否則,港人絕不會接受多年辛苦爭取得來的保障,在「融合」過程中被溶掉。

《何秀蘭》

七月 06 2012

  特區成立15周年,訪港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照例大打官腔,表示香港保持繁榮穩定,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在胡主席離港不久,40萬港人在烈日當空下走上街頭,總共花了6小時由銅鑼灣走到添馬艦,齊聲對主席的官腔說不!

  今年七一遊行人數創04年以來的新高,新任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指,這反映市民對政府不滿,亦證明梁振英指香港需要改變的說法正確。扭曲事實、顛倒是非,莫過於此。如果張震遠反映新一屆政府的思維,倒可以解釋得到,為何梁振英上任數小時就有40萬人上街,而最多人響應的一句口號,就是「梁振英下台」。港人不滿政府是事實,港人求變心切也是事實,但上街的市民卻用腳對梁振英投不信任票,因為他們知道梁振英不是答案,而是香港問題的因由。

  七一遊行訴求眾多,官僚總愛以此模糊焦點,企圖蒙混過關。其實只要細心觀察,不難梳理出近年的社會紛爭,主要是環繞兩大主題。首先是香港的發展方向,戰後經濟急速增長,成就香港的繁榮景象,但也產生了不少問題和矛盾:貧富懸殊、官商勾結、財團壟斷、金融地產霸權橫行、保障勞工和照顧老弱不足、社區和生態環境遭受破壞……

  香港過往以速度、效率、生產總值掛帥的發展模式,正受到愈來愈多人的質疑,開始反思經濟之道,應回歸「經世濟民、利用厚生」之本,強調人文關懷、環境保護和生態保育。正當年輕一代追求生活的素質,梁振英卻大談香港的速度。梁似乎掌握了部分市民的情緒,對政客爭論不休感到煩厭,也對社會蹉跎歲月感到無奈,借勢提倡走回講求速度和效率的老路,錯誤地以為可以就此解決問題,但實質上卻加劇了新舊發展思維的衝突。

  第二是中港關係。03年七一50萬人上街之後,北京開始大力介入香港事務。當董建華政府已無法有效管治,香港進入無人駕駛階段,北京的介入勉強還可說有穩住局面的作用。可惜中共當權者沒有適可而止,也沒有回應港人還政於民訴求,反而愈踩愈深,誓要一管到底。發動愛國論、否決雙普選、強推國民教育、強調三權合作、成立第二支管治隊伍,以至扶植梁振英上台,處處可見北京港澳辦和西環中聯辦的黑影。

  港人抗拒北京干預、反對西環治港,並不是純粹反共或只從香港本位出發。中共掌權初期不急於收回香港,反而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因為第一代領導人清楚知道維持香港現狀有利中國。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也非權宜之計,除了對台灣的示範作用,也是因為維持香港的獨特性,有助實現中國的現代化。香港的角色沒有因為內地的經濟發展而有所減退,反而隨著中港兩地關係更趨密切,香港對內地的社會、文化以至政治作用更有所增加,例如自由行已成為不少內地人體驗自由之旅,參加六四晚會、七一遊行,又或者搜羅禁書帶回內地跟朋友分享。只可惜現今的北京當權者和他們在香港的代理人,已沒有第一代領導人的視野和胸襟,以為管死香港,就是體現一國主權。

  不同發展思維的衝突和一國和兩制的矛盾,是香港眾多紛爭的兩個主軸,不妥善處理,明年的七一遊行,必定會同樣墟冚。

《工黨主席 李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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