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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 Tagged ‘政治擂台’

六月 20 2012

  統計處星期一公布最新住戶入息分布的主題報告,結果發現香港貧富懸殊進一步惡化,反映住戶入息差距的堅尼系數,由2001年的0.525上升至2011年的0.537,是1970年代起,開始有關統計以來的新高。

  另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是全港入息較低的一半住戶,實質入息中位數比10年前倒退超過一成,其中入息最低的一成住戶,其入息中位數更較10年前大跌三分之一。

  貧富懸殊持續惡化,政府不但沒有正視問題,反而刻意淡化事實,在公布統計數據的記者會上,官員辯稱以除稅和福利轉移後所計算的堅尼系數,更能客觀反映全貌;若按此方式計算,2011年香港的堅尼系數是0.475,與2006年的數字相同,反映貧富差距沒有惡化。

  政府的解說值得商榷。統計處計算的福利轉移,是將實物形式的醫療、教育和房屋福利,以現金量化後分配予住戶。以入息最低的一成住戶為例,2011年,平均每月獲分配的醫療福利約2,000元,差不多等於該組別住戶的每月平均入息。大家可以想像,加入2,000元醫療福利後,入息最低一成住戶的生活素質是否有顯著改善?這些實物形式福利,並不是住戶可自由動用的入息,我們只能說如果沒有這些福利,住戶的生活會更淒慘,卻不能錯誤理解為大幅改善住戶的生活。

  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是兩種計算堅尼系數的方法,是分別反映初次分配(市場分配)和再分配 (除稅和福利轉移後)的入息分布情況。不少研究指出,即使兩個地方的再分配後入息分布相若,如果一個地方的初次分配較為懸殊,貧富差距對社會的負面影響亦較為顯著,包括社會凝聚力和社會流動較低,而市民的健康狀況(包括精神健康)亦會較差。

  無論怎樣,香港貧窮懸殊問題早已響起警號。不管是按原本入息計算,抑或是按除稅和福利轉移後計算;不管是計算所有住戶,抑或是只計算從事經濟活動的住戶;不管是按住戶入息計算,抑或是按人均住戶入息計算,香港的堅尼系數都超過國際警戒線0.4。政府與其花精力發表大量不同數據混淆公眾視線,不如切切實實制定措施收窄貧富差距。

《工黨主席 李卓人》

六月 07 2012

 「忘不了的 年月也不會蠶蝕

  心中深處 始終也記憶那年那夕

  曾經痛惜 年月裡轉化為力

  一點真理 一個理想永遠地尋覓」《自由花》

  在熟悉的歌聲伴隨下,18萬人參加今年六四燭光晚會,一起悼念23年前為中國民主而犧牲的同胞,也一起祝願自由和民主早日降臨中華大地。

  人類對抗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對抗遺忘的鬥爭(捷克小說家米蘭昆德拉)。

  所以,首任特首董建華力勸港人放下六四包袱,但18萬人的答案是,我們願意肩負良知的重擔。

  所以,現任特首曾蔭權呼籲港人向前看,但18萬點燭光的答案是,我們知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所以,候任特首梁振英對六四血腥鎮壓沒有補充,但18萬把聲音,補上由權貴編寫的歷史的空白。

  近幾年的燭光晚會,多了不少年輕的面孔。

  有八十後說:六四時只得幾歲,依稀記得有一日父母整晚對著電視流淚,到長大後才感受到父母當年的痛。

  有大學生說:小時候父母曾帶自己到過一次燭光晚會,只記得很悶熱,到上了大學知道更多,「六四」20周年時,主動提出與父母一起出席。

  有中學生說:起初覺得老師在課堂提及六四是浪費時間,因為這不是課程範圍,但當看到解放軍殺害手無寸鐵的學生,我很憤怒,一定要行出來。

  對抗強權的鬥爭,可以是轟轟烈烈的拋頭顱、灑熱血,但更多時候,是一代傳一代的細水長流、薪火相傳。

  近幾年的燭光晚會,也多了不少內地人的足跡。

  來自湖南的唐先生,細心地用紙和筆抄下六四紀念館展板上的一字一句,要將歷史真相帶回內地。

  來自重慶的李小姐,將燭光晚會全程拍下,讓未能來港的朋友也可感受一下自由和良知。

  來自北方的某君,感謝港人23年的堅持,更叮囑一定要守住香港這個中國土地上的自由堡壘。

  毛澤東說,「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中共當局打壓異見從未間斷,近年更是愈演愈烈,但仍有不少內地人毋懼秋後算賬,希望可以一傳十、十傳百,將六四真相傳遍中國。

  參加燭光晚會的內地人只有一萬數千,何時才可傳遍14億中國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也是毛澤東說的。

《工黨主席 李卓人》

五月 28 2012

香港主權移交十五年,經歷董建華和曾蔭權二任政府,先後四次重組政策局,引入政治官員問責制,但管治並無改善,貧富懸殊問題嚴重,地產、金融霸權橫行,令社會大眾被少數富豪掠奪辛勤工作的經濟成果。管治出問題並不是因為架構混亂或人手不足,而是執政班子的政策方向。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當選後立即推行政府架構重組,改組為五司十四局,並聲稱若新架構不能在七一之前通過,誓必影響新公屋單位的落成日期。構思中增設副政務司司長,副財政司司長,開設文化局,將房屋與地政規劃合併,將之與運輸局撥歸財政司司長之下,並給予局長一筆過撥款,讓局長有增加政治助理人數的權力。以上各項建議均可實際影響政策,梁振英未有向公眾清楚交代各項重組建議背後的政策目標和構思,立法會有責任質詢候任特首辦。

  梁振英為趕及管治班子能宣誓就任,連日來多番批評議員討論政府改組「拉布」,影響新政府落實未來的重要民生政策,顯示他並不理解立法會監督行政機關的憲制責任。

  新政府能否推行合適的政策,急市民所急並非是單靠改組政府架構,而是需要面對市民,改變十五年來政府政策傾斜商家的問題。

  梁振英建議的新政府架構中,將重設董建華零二年設立的房屋規劃及地政局,並將房屋與土地供應政策歸由財政司司長負責。但董建華政府設立的房屋規劃及地政局主政期間,以托市為主,當時建屋量為過去十五年最低,令人擔憂只負責收支平衡和看經濟數字的財政司司長仍然只顧托市,維持樓市暢旺,而怯於地產霸權,不理市民住屋艱難。

  梁振英亦聲稱回應文化界要求開設文化局,本是順應民意之舉。但送交立法會的文件仍然只有香港是中西文化薈萃樞紐等空言,與文化界發展本土文化的期望相去甚遠,而梁振英及候任特首辦近日對傳媒的報導和立法會監察政府職能的強悍攻擊,更令人擔心在他一言堂作風之下的文化局,不可能推動文化多元,無法維護表達和創作自由,最後,只能夠成為中宣部。

  新政府強調效率,強推新政不肯受市民議會監察,只想去除監察機制,要立法會做橡皮圖章。若香港變成只受一兩個人駕駛的高速列車,而剎車系統被拆除的話,七百萬人的安危就令人憂心不已。

《何秀蘭》

五月 23 2012

  政府堅持恢復審議「議席出缺安排」法案,「人民力量」議員提出過千項修訂,企圖採取拖延策略(即俗稱拉布),逼使政府收回成命。立法會辯論30多小時後,主席曾鈺成在上周四清晨突然宣布腰斬辯論,令人質疑曾主席偏幫政府,失卻應有的中立性。

  誠然,市民對拉布策略或有不同意見。反對的市民認為,拉布浪費時間、浪費公帑,令人更加覺得議員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支持的市民則認為,拉布是議會少數黨的合法權利,可以逼使政府妥協,特別是處理極具爭議的法案(例如二十三條立法),這是民主派議員的最後武器。

  當然,拉布是兩敗俱傷的策略,只在重要關頭才應使用,絕不可濫用。正如曾鈺成主席指出,「議席出缺安排」法案剝奪市民的政治權利,事關重大,至於是否嚴重至必須「出招」,就交由市民自行判斷。

  不過,無論你是否支持拉布,都應該關注腰斬辯論的決定。立法會主席的角色有如球證,必須不偏不倚、無畏無私地根據球例執法;如果主席有法不依,就如球場上的「黑哨」,只會令不民主的立法會更加不堪。

  主席腰斬辯論的憑據,是立法會議事規則第92條;該條指出「議事規則內未有作出規定的事宜,立法會所須遵循的方式及程序由立法會主席決定」。主席是否有權引用第92條腰斬辯論,關鍵是議事規則有否就議員發言和表決的程序作出規定。

  保皇黨認為,幾名議員的發言重複、離題、瑣碎、無聊,因此支持主席的決定。這是「幫佢變成害佢」,因為議事規則第45條已有規定,如議員發言重複、離題、瑣碎、無聊,主席可終止該議員發言。如議員屢勸不改,主席更有權命令該議員退席。由於議事規則已就重複、離題、瑣碎、無聊的發言作出規定,主席當然無權以此引用第92條腰斬辯論。

  另有意見指,拉布已影響立法會其他議程,由於主席有責任確保議會運作暢順,所以需要腰斬辯論。這也不是引用第92條的理由,因為議事規則第40條已有規定,議員可動議休會待續議案,如獲通過辯論即會暫停,立法會可即時處理餘下的議程。當然有人會即時反駁,議會正反陣營壁壘分明,休會待續議案必遭否決,根本無法突破僵局。即使如此,這也不是引用92條的理由,因為這是議員根據議事規則作出的決定,主席不應干涉,就如球員根據球例在場上比賽,賽果如何,球證也無權過問。主席主動介入議員的決定,就如球證「落場打波」,於法不合。

  最後一種意見認為,部分外國議會都有「終止辯論、付諸表決」的規定(港大學生會評議會也有類似程序),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卻沒有這方面的規定,因此主席有權引用第92條腰斬辯論。這觀點亦不成立。議事規則第36條規定,如有議員示意發言,主席必須叫喚該議員發言;而根據第34條,在沒有議員示意發言時,主席才可將議題付諸表決。由此可見,議事規則就議員發言和議題表決的程序有明確規定,主席因此不能引用第92條,而腰斬辯論的決定,明顯是違反議事規則第34及36條的規定。

  根據立法會現行議事規則,在法案逐條審議階段,議員可多次發言,目的是確保議員可暢所欲言,在所有論點都得到陳述後才作表決。這是否最好的安排當然可以討論,但如要修改議事規則必須小心處理,正如前立法局主席黃宏發所言,如果多數派議員有權動議終止辯論是十分危險,有機會令少數派無法提出意見。

  無論如何,現行議事規則就議員發言和議題表決的程序已有明確規定,主席引用第92條腰斬辯論實屬越權,決不能構成先例。

《工黨主席 李卓人》

五月 11 2012

  法定最低工資實施剛好一周年,基層工人收入得到明顯改善,本地經濟學家預言的失業、結業潮不但沒有出現,反而多個行業都有人手短缺。雖然最低工資的整體成效大致正面,但仍有不少人對最低工資制度提出種種質疑,我在此作出回應。

  最低工資「生得逢時」:過去一年香港經濟暢旺,創造大量職位,但「花無百日紅」,當經濟逆轉,最低工資的負面影響將會浮現。

  這是一種「公我贏、字你輸」的邏輯。過去一年香港失業率不升反跌,當然不是最低工資的功勞,而是因為經濟持續擴張、勞工需求大增所致。同樣道理,當經濟疲弱,勞工需求自然下降,最低工資並非失業率上升的最主要原因。

  勞動力價格(工資)上升,勞動力需求下降,這是經濟學的基本定律,沒有甚麼值得辯論;關鍵的問題是勞工需求的彈性,這是一個實證問題。研究最低工資的權威學者Neumark,深入分析百多項實證研究,結果指出最低工資對整體就業的影響在統計學上並不顯著,但對青少年就業率的影響則較為顯著,大約是最低工資提高10%,20歲以下青少年的就業減少2 至4%;在香港來說,這相當於800 至1,600個職位,從任何角度看,影響也屬輕微。

  另一項由澳洲政府委託經濟學者的研究亦得出類似結論:澳洲法定最低工資由2005年的時薪12.75澳元,調高至2008年的14.31澳元,累計升幅達1.56澳元或12.2%,因調高法定最低工資而減少的就業人數僅為8,000人,相當於當地勞動人口 (約11,000,000人) 的0.07%,影響實屬微不足道。

  香港最低工資水平不算低:香港首個最低工資時薪相當於中位數的53%,跟其他國家比較已屬偏高。

  要跟其他經濟體比較,工資中位數並不是最好的參考,因為當工資差距愈大,工資中位數便會愈低,最低工資水平佔中位數的百分比自然較高。一個比較準確的參考,是最低工資(年薪化)佔人均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在發達國家,這數字大約是40至50%,唯一例外是美國,只有大約32%,而香港則比美國更低,只有26%。

  最低工資(年薪化)佔人均生產總值的百分比(2010年):

  最低工資令飲食業招聘困難:最低工資令勞工市場出現「洗牌」效應,工人紛紛選擇較「輕鬆」的工種(如大廈保安),令較辛苦的行業(如飲食業)招聘困難。

  一年前反對最低工資的理由是「有人無工做」,一年後反對最低工資已變成「有工無人做」,的確有趣!其實所謂大廈保安工作較輕鬆,只是沒有做過保安員的人的想像,而保安業亦同樣有招聘困難的情況。招聘困難的根本原因,並不是因為最低工資,而是勞動人口增長追不上就業職位增長。自金融海嘯後,就業職位增加了3.1%,但同期勞動人口只增加1.2%,因此令部分行業出現勞工供應緊張。《工黨主席 李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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