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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 Tagged ‘政治擂台’

五月 04 2012

  立法會恢復立法會議席出缺替補機制的草案,條例禁止議員辭職之後六個月內參加補選。草案不但削減市民投票選擇的權利,亦有懲罰市民和議員透過辭職引發變相公投以表達民意的效用。民主派議員當然反對立法堵死民意表達,所以在2011年6月審議這條草案和今年恢復二讀的程序,我們都表明反對並且不會參與恢復二讀之後不公義的立法程序,包括不進入會議廳。

  結果,在五月三日早上復會一刻,由於部分建制派缺席,民主派拒絕參加剝奪市民投票權的程序,不足30位議員出席未達到法定人數的要求,因而流會。

  香港只有一個殘缺不公的代議政制,立法會有23個功能組別的選票總數不過八萬票,議會內的投票結果往往不能反映大多數市民的意願;而政府又往往以片面資料作誤導性諮詢,扭曲民意為支持其實不獲市民認同的政策,過去23條立法和政改,正是假諮詢的表表者,低估遊行人數更是當局淡化民意的常見招數,故此我們推動民間公投,確立一套客觀準確量度民意的機制,彰顯直接民主。由立法會議員辭去職位,以補選為變相公投,是最全面、最可行的方法。

  真確的民意最能拆穿政府的謊言,當然不會得到當權者的認可。政府於是在五區公投之後推出替補機制,取消補選,堵死民意全面準確表達的渠道。當局取消市民補選的投票權利引起公憤,20萬市民七一上街抗議,令當局暫時收回草案,但2012年初再交立法會審議的替補方案依然限制市民的選舉權及被選權。

  政府和建制派用不公平的功能組別制度維持議會內多數,在議會投票鞏固不利市民的制度暴力。建制派支持政府削減市民權利,我們致力維護市民投票權完整無缺,當然不會借人給建制派保送惡法上壘。今天建制派出席人數不足,保皇不力,無法順利通過剝奪市民投票權的惡法,竟然怪罪於保障市民投票權的議員,豈不荒天下之大謬?

  其實建制派議員共37人,全體出席或全體缺席均足以令會議繼續或流會中止。民主派不過是再一趟以雞蛋掟向高牆,因為在議會內屬小數,投票必輸,如果雞蛋能夠掟倒高牆,只不過因為高牆疏鬆,沒有盡他們保皇的責任而已。

  立法會任期將要屆滿,確實尚有法例需要爭取時間審議,請當局盡早回頭是岸,撤回不得人心的替補和版權惡法為是。

《何秀蘭》

四月 25 2012

         早前Facebook熱傳一張地產代理廣告,推銷荃灣一個753呎的二手單位,開價410萬元,大字標題是「窮人恩物」。

  以現時家庭每月入息中位數20,000元計,要不吃不喝17年才買得起。不過,地產代理也不是全然是譁眾取寵,因為全球最大的房地產統計網站Global Property Guide的最新調查指出,香港「買樓痛苦指數」位居亞洲第一,以樓價除以家庭年收入計算,港人需要不吃不喝28年才能置業,上述樓盤確實可以令窮人早11年達成理想!

  樓價高企,肯定是香港民怨日深的其中一個根源。有說,安居不一定需要置業,租屋也是一個選擇。房屋局長鄭汝樺亦曾說過類似說話,結果是罵聲四起,因為大家都知道這是風涼話,政府口說對市民置業與否保持中立,但實際政策取向卻明顯向置業傾斜。以按揭利息免稅額為例,當年推出時因為樓價暴跌,實質利率高企,還可說是紓解民困措施;但時至今日,樓價已超越九七,按揭利率亦維持在超低水平,措施延續至今,純粹是政治因素(有哪個政客膽敢反對派糖?)不但再沒有紓困的合理性,更是厚業主而薄租戶的措施。

  政府鼓勵市民置業的政策由來已久,早在1987年,港英政府推出長遠房屋策略,透過大量出售居屋和多項置業貸款計劃,鼓勵市民自置物業,而房委會則全面自負盈虧,透過出售居屋的收益,支付興建出租公屋的開支。1998年特區政府發表長遠房屋政策白皮書,提出七成市民自置居所,基本上是加大力度延續之前以置業為重心的政策,只是其後遇上樓市泡沫破裂,樓價暴跌,政府為求托市和防止銀行體系崩潰,採取多項非常措施,包括停建居屋、取消定期賣地、撤銷租務管制等,結果種下今日種種房屋問題的禍根。

  對政府來說,鼓勵市民置業有其吸引之處。首先,賣地和房地產相關稅收,為政府帶來可觀的財政收入,有利開展各項社會服務。其次,擁有物業亦可視為儲蓄,可增加市民的經濟安全感,有助維持社會穩定。當然,要做到以上兩點,必須維持樓市供求平衡和樓價在一般市民可負擔水平,否則只會事與願違,不僅未能維持社會穩定,反令民怨日益加深。

  另一方面,無論政府是否鼓勵市民置業,完整的房屋政策,必須保障租住房屋的市民亦可享有尊嚴和適當的居住權利。兩項措施可有效保障租戶的基本權益:重新推行租務管制,以及興建只供出租的單位。

  2004年撤銷租管後,租客除了承受年年大幅加租之苦,更可能在租約期滿被業主逼遷,淪為現代遊牧民族。當租住房屋不再是安居選擇,結果是增加了市民的置業需求,進一步推高樓價,形成惡性循環。重新推行租管,可讓市民不論置業抑或租屋,都可以有安居之所。反對者認為,租管破壞自由市場經濟,有損業主利益;但我相信,土地是市民共同擁有的寶貴資源,土地使用應以保障市民安居樂業為先,土地和物業的商品價值,不應凌駕市民的居住權利。

  不過,實施租管只是改善私人住宅租務市場的治標方法,要真正令租屋也是安居選擇,亦需從供應入手。政府可以考慮在批地條款中,規定部分落成單位只可出租,令租務市場有較穩定的供應。其實這並不是甚麼新穎措施,東華三院現時亦擁有多幢住宅物業按市值出租單位,是三院其中一項穩定收入來源。當然,市場生態始終是在最短時間賺取最大利潤,私人地產商未必對這措施有興趣,所以可先由公營機構或非牟利組織試行。我認為,最適合試行這措施的機構非港鐵莫屬。港鐵擁有車站上蓋物業發展權,可與合作的地產商訂立條款,保留部分單位作出租之用,這不但可以增加優質租盤供應,亦可為港鐵帶來穩定的經常收入,可謂一舉兩得。

《工黨主席 李卓人》

四月 23 2012

  立法會一個會議之內連接處理兩宗解除梁國雄和甘乃威兩位議員職務的議案,對兩位議員的指控迥異,卻不約而同顯示罷免議員程序可被用為打壓異見和黨爭的工具。

  先看甘乃威的個案,他被指控無理解僱女助理和「前言不對後語」。若女事主挺身作證指控甘曾作性騷擾行為,立法會確實有責任追查到底,但女事主在發表公開信之後即表示不會出席作證,無法在有被告無原告的限制下成立性騷擾指控,而甘亦已對女事主支付六個月薪金,等同不合理解僱的補償,故早於議員引用立法會議事規則第49(B)條展開調查前,資料已清楚顯示只有「前言不對後語」一項指控能夠成立,實在不足以支持議會啟動調查罷免機制。但建制派仍然不肯煞車,繼續開啟程序,最後小組仍然回到不足以罷免的結論。

  其實議員無關公職的私人生活,只可由家人、受影響者和選民去判斷。若議員的私人生活混亂,只要不影響公職,就應該由選民用選票決定他/她是否適合出任公職,英國議會的議員行為守則開宗明義訂明不會規管與履行公職無關的私人生活,以免罷免程序成為黨爭工具。

  謝偉俊引用基本法第79(6)條動議解除梁國雄的議員職務。事件源於去年政府建議取消補選,以杜絕議員辭職引發變相公投。當局就此舉辦諮詢,卻不准場外的反對者入內,梁國雄撬毀門鎖,被控破壞公共財物、擾亂公眾秩序,判刑兩個月。

  按第79(6)條,凡議員在境外或境內被判刑一個月以上,可經由議員動議及出席三分之二以上議員同意罷免,當事人即被禠奪職位。

  據前基本法草委李柱銘先生的解釋,因擔心政府政治檢控,故此在一個月刑期的門檻之上加上須得三分之二出席議員同意才可罷免的要求,目的在讓不公平政制內關鍵少數的民主派可以抵得住以功能組別為主的建制派的罷免動議。

  梁國雄撬毀門鎖,服刑兩月,已負上法律責任;而身為民選議員,並無個人私利,他挺身捍衛市民的投票權利,是履行政治責任。各方或不同意他表達的方法,卻應該由市民在下一次選舉決定是否支持梁國雄留任。

  以前李柱銘先生和司徒華先生預見政治打壓民選議員,特區成立十五年即已發生,特區步入政治嚴冬。

  今日民主派仍是關鍵少數,可以阻止打壓,但多年來新聞機構自我審查,言論自由設限,香港的核心價值難以維持,加上來歷不明的種票影響選舉結果,我們須要更多市民同心在議會外推動民主進程,在議會內保住關鍵少數,協力渡過政治寒冬。

《何秀蘭》

四月 11 2012

  每年復活節假期,都有不少打工仔女問我:為什麼我們沒有假放?答案是香港有兩種假期制度:公眾假期(General Holidays)和法定假日(Statutory Holidays)。

  早在1875年,香港已訂立《公眾假期條例》(Public Holidays Ordinance),訂明哪些日子為公眾假期和銀行假期,所以公眾假期亦俗稱為「銀行假」。該條例除了指明政府部門在假期當日暫停辦公,亦規定銀行在假期當日無需辦理與可轉讓票據有關的付款等事宜。其後條例經過多次修訂,英文名稱亦改為General Holidays Ordinance;時至今日,條例規定所有星期日和另外17日為公眾假期,包括復活節三日假期。

  值得注意的是,《公眾假期條例》只是方便政府和商業運作,並沒有規定僱主需在公眾假期當日給予僱員有薪假日,部分僱員可在公眾假期放假,純粹是僱傭合約的條款。

  至於法定有薪假日,則在《公眾假期條例》訂立差不多一個世紀後才出現。在1961年,立法局通過《工業僱傭(有薪假期與疾病津貼)條例》(Industrial Employment (Holidays with Pay and Sickness Allowance) Ordinance),訂明部分工人可享有六日有薪假期(農曆年初一、農曆除夕或農曆年初二、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冬節或隨後的元旦日),並在1962年4月正式實施。殖民地政府當年提出該條例的原因,是遵循國際勞工公約每年最少六日有薪假期的規定。在最初期,只有在工廠工作的勞動工人(manual industrial workers),或月薪700元月以下的非勞動工人,才可享有法定有薪假期,所以法定假日亦俗稱為「勞工假」。

  至1974年,政府決定將有薪假期的規定納入《僱傭條例》,有薪假期仍維持在6日,而可享有法定有薪假期的非勞動工人的月薪上限,則跟隨《僱傭條例》的規定調高至1,500元。在1977年,有薪假期增至10日,加入了農曆年初三、重陽節、元旦日和一日浮動假期(如僱主沒有事先指明日子,則為七月第一個周日或八月第一個星期一)。當時代表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發言的鍾士元指出,增加四日有薪假期會令工資成本提高1.3%,但考慮到香港的法定有薪假期日數比鄰近地區少(菲律賓10天、新加坡11天、印尼12天、台灣13天、日本14天),所以仍支持條例通過。

  有關兩種假期制度的爭議,最早可追溯至1981年6月,當時殖民地政府曾就有關問題展開公眾諮詢。諮詢結果當然一如所料,僱員代表要求逐步劃一兩種假期,而僱主團體則反對增加有薪假期;政府的折衷方案是:作為第一步,先在1983年增加一日浮動假期,並在日後再作檢討。

  不過,第一步之後卻遲遲未見第二步,殖民地政府一直沒有就再有薪假期提出修訂。直至1996年,時任職工盟主席的劉千石提出私人法案,將五一勞動節列為法定假日,並回歸前夕的立法局會議上獲得通過。可惜,特區政府一上任,即將該法例(連同其他三條包括反歧視工會和集體談判權的勞工法例)凍結。在勞工團體堅持下,特區政府終於同意保留勞動節為法定假日,但押後一年至1999年才實施。

  政府和商界經常指,香港的有薪假期日數已比其他地區多。不過,要作公平比較,還應加上僱員享有的法定有薪年假。目前《僱傭條例》規定,年資三年以下的僱員,每年可享有七天有薪年假,隨後每年增加一天至最高14天,這跟大部先進經濟體每年四星期有薪年假比較,明顯遜色得多;香港即使增多五天法定假日,只是將兩者的差距收窄而已。

《工黨主席 李卓人》

四月 05 2012

  唐梁兩營連月互相狠辣攻擊,檯面上爆出特區高層貪腐醜聞,另加黑道介入選舉,中聯辦召見選委施壓,為梁振英箍票,連串京官干政的行動,令港人從沉睡中驚醒,一個無意推動民主的政權染指選舉時可以如斯醜陋。一如英國作家狄更斯於1842年批評美國19世紀中的選舉:

  ”Despicable trickery at elections; under-handed tamperings with public officers; and cowardly attacks upon opponents, with scurrilous newspapers for shields, and hired pens for daggers.”

  梁振英在121580民間廢票,約二千多名示威者抗議聲中上台,毫不光彩。市民抗議的對象從候任行政長官改為直指中聯辦干預香港,反對將內地一套嚴密監控搜集貪腐黑材料作政治鬥爭的權術搬到香港。

  香港人深惡痛絕貪腐,不論金額大小為何,對以權謀私毫不留情。年過五十的香港人都會記得五、六十年代,執法人員橫行,欺壓小市民的片段:警察收取無牌小販保護費,每當執法之前,交了保護費的小販都先收到通知暫避,剩下不知就裡的被追捕,營生器具被充公;衛生幫苛索食肆小店,視乎賄款才決定巡查從嚴或視而不見。當年的貪腐在街頭橫行,小市民親身感受到芝麻綠豆小貪官的無理苛索。一如廉政公署的指引所載:利益包括運用權力的時候的作為或不作為,亦即以權謀私,製造不公平,若因收賄不遂而選擇性從苛執法,就是貪腐。

  唐梁兩陣惡鬥期間,現任行政長官被揭平價租豪宅,屢次低價渡豪華假期,港人已經咋舌不已。而下屆行政長官產生之後,隨即爆出前任政務司司長持有無須抵押即可透支的私人戶口,被廉署問話。原來特區政府一向標榜的公務員廉潔只是個空架子,除了退休後可得到延後利益外,亦同時在政府權力核心中一直存在貪腐。高官是否刻意互相包庇這些貪腐違規行為?以至官員可各自享受奢華生活?是否只在兩路人馬爭權惡鬥,才會將貪腐公諸於世以殺傷對手?

  內地亦有反貪污的行為,貪官被懲處判刑,甚至槍決,但貪腐枉法的情況依然存在。毒奶粉的受害者投訴無門,有害食品依然充斥市面,老百姓仍然受害。個別貪官受懲處可平息民憤,更大功能是打擊政敵,取而代之,繼續以權謀私,陷老百姓於水深火熱。

  香港人很理智,一方面要求跟進懲處被揭黑的官員,另一方面,亦質疑系統性揭黑行為由誰人幕後操縱。為何這些貪腐違規的材料沒有在事發後第一時間公諸於世以符合公眾利益,而在兩營惡鬥之際才拿出來激起民情?港人眼睛雪亮,我們反貪腐,但同樣擔心黑材料只是權鬥的工具,當權力分配完畢之後,貪腐行為將更嚴重,貪腐網絡加上政治監控威嚇而更嚴密隱閉。

  民主路從來不平坦暢順,權力圈中的狠辣鬥爭只會令市民加快認識小圈子多年來互相包庇的可厭,亦加強市民爭取民主的決心。這就是121580名市民投下廢票的因由。《何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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