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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 Tagged ‘政治擂台’

二月 15 2012

  月前在Facebook收到一張有趣的相片,在這裏跟大家一起分享。

  話說一名相信是德勤會計師行的合伙人,在辦公室張貼告示,提醒年輕同事「辦公時間係朝早八點半,唔係九點、九點半、十點,亦唔係十點半」。

  告示貼出後,一名署名「你的謙卑僕人」回覆:「公司收工時間係晏晝五點半,唔係午夜十二點、唔係凌晨三點、唔係凌晨六點」。

  港人工時之長舉世知名。國際勞工組織指出,在長工時排名榜中,香港位列全球第五,而在發達經濟體當中,只有南韓排名在香港之上。南韓近年已立法規管工時,當地工人平均工時正逐年下降,相信香港快將迎頭趕上,又奪得另一個世界冠軍。

  長工時危害健康早已是醫學界的共識,長期超時工作會增加工人罹患腸胃和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亦會令工人更易患上壓力、抑鬱等心理疾病。訂立標準工時,規定加班補水,是保障工人身心健康的最有效方法,可是商界卻堅決反對,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正是「錢作怪」。

  政府統計處不定期調查港人超時工作的情況,最近一次調查是2008年。數據顯示,當年有超過70萬私營機構僱員在統計前一星期需要超時工作,其中七成(約50萬人)是無償加班,即既沒有加班補水,亦沒有事後補假。職位愈高,無償加班的情況愈嚴重:大約四分之一基層工人需要無償加班,而經理級和專業人員則高達85%。

  上述調查同時指出,每名僱員平均每星期的無償加班時數是1.7小時。不要以為這是小數目,全港有近270萬私營機構僱員,一年的無償加班時數合計就是二億四千多萬小時!如果這二億四千多萬小時需要支薪,按不同職級的平均時薪推算,就相當於二百二十五億元。最低工資時薪定於28元,只增加整體勞工成本不足50億元,商界已經極力反對,要推動「標準工時、加班補水」的難道有多大,是可想而知。

  歌神在上世紀70年代已大唱「半斤八兩」,付出一分勞力,獲得一分報酬,本來就是天公地道。政府容許無償加班情況持續,就等同縱容僱主「食霸王餐」,令全體工人每年損失超過二百億元。

  無償加班固然短期對僱主有利,但八十後僱員的心態已變,他們不會如上一代般視工作是生活的全部,他們更著重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如果僱主仍不改變觀念,長遠是難以留住年輕一代人才。

  不信?再看一次德勤資深上司與年輕下屬的對話吧!《工黨主席 李卓人》

二月 03 2012

  如果人文質素高,不作劣行,不作缺公德事,確實,不需要甚麼規矩。例如:香港至今未有乘客在公共運輸上大小便,所以沒有「不准在車廂內大小便」的告示。

  然而,不訂立規矩,不等如沒有缺德行為,但接受缺德行為,不作規範,只顯示在社會沒有決心提升人文質素。合理的法則都有合理的原因為基礎,例如:歐洲、日本、內地的長途火車上可以飲食,甚至由車長負責銷售三文治、熱飲、便當,皆因旅程時間上,需要在車上解決飯餐。

部分境外旅客在香港地鐵車廂內飲食,只是入境未問禁而已。

  而香港鐵路不准車廂內飲食的規禁,其實與上述各地的市內短途路線的規矩相同,並無分別,因為市內短程大部分時間非常擠迫,而路程不會長過一小時,並無需要在車上充飢解渴。

市內短程公共交通系統不准飲食的理由簡單不過。

  試想在繁忙時間,乘客拿著咖啡或醬汁淋漓的三文治在車上吃喝,不小心潑在其他乘客身上的可能性實在不少,又或是含糖份飲品倒在座位或地上,乘客坐還是不坐弄污了的空座位?誰又願意踩在飲品或食物殘渣上,可能成為帶菌者?香港市民樂意遵守車廂內禁止飲食,看似細碎規條,亦希望訪客遵守,其實是互相方便,互相保護,尤其我們經過沙士一役,當然記得必須保持公共衛生的慘痛教訓。

莫扎特離我們太遠了。

  平心靜氣解釋訂立規條的原因毫不困難,但加上地域文化身份衝突就變複雜了,尤其被指責一方視香港為附庸,不甘被視為不懂規矩,又不理解規條平等保護迫車小市民的原因,更無法欣賞市民守法,平民百姓間建立法治精神的優雅旋律,一副被以下犯上的意氣污蔑法治,而不去尋求解決文化身份矛盾的方法,只會令族群間嫌隙更深。難怪姜文在「讓子彈飛」片中感嘆莫扎特離我們太遠。

  孔慶東不是市井之徒,且不說他孔子第七十四世兒孫的身份,因先人不可能為兒孫作為負責,他是北京大學教授,也是電視節目主持人,可在大氣電波傳播訊息發表意見,特區政府如何保持身份氣度去回應賤視法治的言論?記得曾蔭權99年金融風暴以政府資金入市之時,被外國評級機構批評,曾反唇相譏,稱該等機構為二流分析員,今日除了坐觀民間在網上筆戰之外,曾蔭權如何處理這件動搖香港人對法治信念的「小事」?

《何秀蘭》

二月 01 2012

  財爺今日發表任內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中產市民最關心的,相信不是今年會否退稅,而是退多少稅。多個政黨和團體都要求政府退稅,理由是中產「有交稅、無福利」,退稅可以減輕中產的生活負擔。我認為香港中產市民生活壓力大是事實,但「有交稅、無福利」則值得商榷。

  政府統計處根據2006年人口普查的資料,將全港家庭按其每月入息由低至高排列並分成十個等分,分析稅務和福利對不同收入階層的影響,得出的結果頗為「有趣」。

  先說稅務。市民除了需要繳交薪俸稅外,每個住戶亦需要繳交差餉,部分住戶更需繳交地租。一如所料,第十等分(即入息最高的一成家庭)繳交的稅款最多,平均每月12,000多元,而他們繳付有效稅率(即稅款除以入息)為11.1%,亦是十個組別中最高。出奇的是,有效稅率第二高的階層,竟然是第一等分(即收入最低的一成家庭),有效稅率高達10.1%,原因是該組別比較多擁有自住物業的退休家庭,因此差餉和地租支出佔他們的入息一個相對高的比例。如果我們將中產階層定義為第七至第九等分,他們繳交的有效稅率分別為2.2、3.1及5.3%,遠低於第一和第十等分。

十等分組別每月平均繳付稅款及福利轉移 (2006年) (單位:元)

  至於福利轉移方面,統計處只包括教育、醫療及出租公屋的實物形式福利(以現金支付的福利,例如綜援,已計入住戶的入息);教育和醫療按公帑支出計算平均每月轉移金額,而出租公屋則以私樓租金差額計算。各個十等分家庭平均獲分配的福利轉移金額可參閱附表。

  將每個等分家庭獲分配的福利轉移,減去繳交的稅款,可以得出每個等分的淨轉移。第二至第五等分所得的淨轉移最多,平均每月有三千多元;而中產階層(第七至第九等分)的淨轉移亦為正數,即獲分配的福利轉移多於繳付的稅款。

  中產市民的觀感跟統計數字有落差,可能有兩個原因。首先,統計數字是平均數,並不代表同一等分中每個家庭都獲得福利轉移,例如沒有家庭成員修讀政府資助課程,就沒有教育福利轉移。其次,中產家庭獲得的福利轉移只佔入息一個很低的比例,以第九等分為例,淨轉移相當於入息的0.3%,感覺自然是似有若無。

  上述分析希望可以帶出兩個討論話題。第一,中產階層生活壓力大,並不是因為需要支付基層市民的福利,基層和中產可能都是地產霸權的受害者(雖然兩者面對的困難不盡相同)。第二,如果要讓中產市民獲得較好的福利保障,現行的稅收和支付形式需要根本改變,例如改以社會保險形式融資,而福利轉移則跟收入和供款掛勾(當然社會是否接受這一套就另作別論)。

《工黨主席 李卓人》

一月 20 2012   蔡英文輸了。她輸的只是總統選舉票數,論能力,論風範,她都是勝利者。   民進黨在2008年,因陳水扁貪腐案,有頭面的黨員初則護短,及後紛紛劃清界線,又或同樣涉嫌貪污,政黨民望跌至谷底,謝長廷慘敗,民進黨風雨飄搖,造就了馬英九一時無兩的氣勢。蔡英文就是在這無人能擔大任的艱難時刻接過主席一職,憑她的學養、毅力重拾人民對民進黨的信任。   2012年總統大選前夕,國共兩黨大打九二共識牌,台商受到無形壓力,連美國政府代表也開腔強調九二共識才可維持兩岸穩定。種種明示暗示之下,蔡英文亦只是以45.6%得票率輸了給馬英九的51.6%,後者在任四年流失100百萬票,民進黨則增加了13個立委議席。蔡英文四年主席任期的成績單非常亮麗。   政治人的風範最能見於危機逆境。蔡英文的落敗宣言不單有風度,更發揮團結鼓舞支持者的效用。   選舉落敗絕不是愉快經驗,尤其候選人多月為助選團隊打氣,全力朝著贏的目標工作,心理狀況必須勇往直前,拚到最後一刻,不得有絲毫猶疑,投票結束之後,又必須馬上調適心情,完全撇開情緒感受,按下在兩極變化之間的失望,甚或沮喪,即場負起安慰鼓勵支持者的責任。曾經輸過選舉的候選人都知道不容易,一直順利當選的政治人更加無法想像箇中複雜。蔡英文以她溫柔的力量和對個人榮辱的免疫力,全做到了。    選舉期間,有人批評蔡英文的演說沒有振奮人心的張力,確實,蔡鮮有拉高八度聲調問「對不對」,也沒有力竭聲嘶去煽動激情,她只是站在台上說理,少有刻意營造高潮激發與會者情緒,這也正是她能夠打動年輕選民的特質,落敗一刻,眾人以為悲憤激情的一刻,蔡保持一貫的客觀理性,更加突顯她冷靜理性的可貴,在溫柔圓潤的外表後面,其實是冷洌、鋒利、堅強的鋼鐵娘子。被上一代政客視為缺點的平實,其實是新世代欣賞的素質,亦顯示台灣選舉文化日趨成熟。   參與助選的志工的失望沮喪比候選人更甚,更須要鼓勵安慰。蔡英文以只差一哩路鼓勵志工,無私地一肩挑起失敗的屈辱,無須任何激壯悲情,但在場志工都可感受到這溫柔女子如海深的力量,這就是政治人的風範,在敗選一刻立即見真章。 《何秀蘭》
一月 18 2012   香港連續第18年獲美國傳統基金會評選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我們的財金官員特別重視這類排名榜,除了「大市場、小政府」意識形態相近外,另一重要原因,是香港又贏了我們的假想敵-新加坡。正當財爺沾沾自喜地接受這項「殊榮」時,我們不妨問一問:經濟最自由是否就是最好?   不錯,籠統地說,經濟自由有助促進經濟發展,自由度排名與人均產值(經購買力調整,下同)有正面的相關性。不過,經濟最自由並不代表經濟最發達;自由度並不是經濟表現的唯一決定因素,否則香港應該是全球最富有的經濟體了。   仔細分析自由度排名榜,不難發現所有人均產值比香港高或與香港相若的經濟體,都獲基金會評為「自由」;換言之,當一個經濟體達到「自由」的門檻,再高的排名已對經濟產值沒有明顯幫助,特區政府致力維持最自由的寶座似是捉錯用神。   跟其他先進經濟體比較,香港自由度評分較高,主要因為政府開支規模較細。美國、英國、德國、丹麥、瑞典和日本的生活水平都比香港高,但這些國家在政府開支規模的平均得分只有26分,其中丹麥更是「食蛋」,而香港的評分則有91分。由此可見,增加政府開支不一定有損經濟,甚至可以說,適當地增加開支可能有助繁榮,而事實上如果將公帑用於教育等社會投資,對經濟持續發展肯定有正面作用。   經濟最自由既不是最富有,也不是人類發展的最有效途徑。   聯合國每年編制「人類發展指數」,這是一個比人均產值更全面的發展指標,香港去年的排名是第13位。如果將人均產值排名減以人類發展排名,香港的得分是-4,這個赤字意味我們沒有將經濟潛力充分地轉化為市民的福祉。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度排名第二的新加坡,也有同樣的「人類發展赤字」。新加坡的人類發展排名是第26位,「人類發展赤字」是-22。經濟自由排名的冠亞軍都出現「人類發展赤字」絕非偶然,成因就是兩地管理經濟的方式,其中有兩個共通點尤其重要。   首先是社會投資不足。以教育為例,香港和新加坡政府的教育開支,分別只佔生產總值的3.3%和2.8%,而美國和瑞典則分別有5.5%和6.7%。其次是兩地的貧富差距極為嚴重,而且不斷惡化。在最先進的經濟體中,香港的貧富懸殊最為嚴重,而新加坡則緊隨其後。   財爺正為其任內最後一份財政預算趕工,希望司長可以認清目標:我們毋須跟新加坡爭奪經濟最自由錦標,因為最自由不是經濟和人類發展的最有效途徑,而繼續緊縮政府開支亦不會令經濟更快和更健康地發展。如果政府增加社會投資,促進不同階層和社群的發展機會,將會有助香港的永續發展,對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都有莫大裨益。 《工黨主席 李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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