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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 Tagged ‘梁振英’

十月 02 2013

工黨回應貧窮線記者會

新聞稿

日前,政府公布香港首個貧窮線,採用相對貧窮的概念,水平定於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特首梁振英將之形容為香港扶貧的里程碑,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亦表示政府在減貧和防貧責無旁貸。可是,對於貧窮作為社會問題的現狀,兩者分別指出「滅貧是不可能」及「貧窮線採用相對貧窮概念,因此在統計上貧窮人口永遠存在。」

政府欠決心解決貧窮問題

關於前者,梁振英認為「財富差異存在於社會不同階層是必然的事實,這是一個相對的問題。要完全消滅財富差異以至貧窮問題是不可能的,亦不應該是我們的政策目標。」可是,財富差異與貧窮在概念上並不能完全等同,存在財富差異並不必然代表著較低收入的人士必然陷入貧困。在財富差異較小的社會中,可以是不少人均可享有尊嚴滿足的生活,收入較豐者則享有較豐裕的物質生活。先不論應否存在貧富差異,如果連貧窮問題亦沒有解決的決心的話,政府設立貧窮線的動機只會令人認為是舒緩矛盾而已。

至於林鄭月娥認為統計學一貧窮人口永遠存在一說更是荒謬。如果貧窮線以下的為之貧窮,假設住戶入息中位數不變,只要把他們的入息提升至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以上,統計上便沒有任何貧窮人口。以2012年一人住戶為3,600元的貧窮線為例,只要所有入息在3600元以下的住戶增加入息至3600元至7200元,中位數仍舊為7200元,但在中位數的一半即3600元以下便沒有存在任何住戶,即貧窮住戶為零。即使中位數有所上升,只要貧窮線下的住戶收入增幅大於中位數的升幅,貧窮人口便能減少。

在職貧窮情況嚴重

貧窮住戶中的在職住戶有20.5萬戶,共有70.2萬人,佔131.2萬的貧窮人口中的53﹪。在他們在職的就業人數中,有76﹪為全職工作者。從此可見,即使訂立了最低工資,在職貧窮的情況仍然嚴重。以上的情況除了可歸咎於最低工資的水平過低外,還有勞動者欠缺議價能力,包括集體談判權及工會權利的各樣保障,造成勞動者即使付出勞力仍陷於貧窮。

在二次分配上,政府亦未能改善在職貧窮的情況。經過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在職的貧窮住戶數目仍有53.75萬戶,人口亦只下降了16.5萬,達53.8萬人,佔有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102萬貧窮人口中的53﹪。即使在職的貧窮住戶領取綜援,仍然有1.3萬戶未能因此脫貧。此外,即使領取了綜援,他們當中仍有10.2萬個住戶陷於貧窮線之下,反映綜援並未能有效幫助市民脫貧。

訂定減貧目標才是正道

因此,政府的「滅貧是不可能」及「統計上貧窮人口永遠存在」等言論,無論是刻意傳達或概念出錯,均顯示出政府對扶貧的保守態度;加上其他諸如香港「不是「社會福利主義」或是「福利主義」」、「貧窮線與最低工資不應掛鈎」等,均旨在讓商界放心,政府並不會因設立貧窮線而影響他們任何的利益。但在貧富懸殊的香港,絲毫不影響商界的利益,真是能夠有減少貧窮問題嗎?

貧窮線訂立後,全港710多萬人中,百分之19.6,即是131.2萬人屬於貧窮。在扣除市民繳交的稅項,又將他們受惠的現金福利,包括綜援、生果金、交通津貼等計算作入息,貧窮人口便會減至約102萬人。

所以,要有效做到滅貧的效果是可能的,問題是政府有否決心,不要對商界時畏手畏尾,並訂出具體的滅貧目標,從而透過長、中及短期政策去現實。

四年減少一半貧窮人口

工黨建議梁振英尚餘的四年任期內,應以減少一半貧窮人口作為目標,即是將貧窮率降至7.5﹪,將實際貧窮人口在四年內減少一半,即降至50萬人。

要達至目標,需推行下列各項政策,包括:

  1. 提升最低工資及一年一檢;
  2. 加強推行課餘託管計劃,協助婦女就業;
  3. 放寬單親家庭領取綜援的資格;
  4. 加強課外活動及書簿津貼資助額
  5. 推行低收入在職家庭入息補貼,減少在職貧窮;
  6. 檢討綜援援助水平;
  7. 設立基本生活保障線;
  8. 訂定租務管制法例,減少貧窮人口租住私人住宅的開支;
  9. 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全面改善長者貧窮;及
  10. 推行集體談判權,讓勞資協商收窄首次分配(即工資)的差距。

至於支持相關政策的公共財開方面,工黨建議每年增加200億經常性開支(詳見附件)及長遠推行稅制改革包括推行累進利得稅、資產增值稅、股息稅及重設富豪遺產稅等。

工黨 2013年10月2日

參考資料:

工黨就2013-14年度財政預算案的立場

http://labour.org.hk/statement-13-budget/

九月 20 2013

明報 2013-09-20 B07 | 觀點 | By 何秀蘭

北京在2007 年承諾在香港2017 年以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但建制派在《基本法》第45 條提名委員會的「廣泛代表性」和「按民主程序」加入篩選元素,限制提名,令一人一票變為假普選。 公民聯署提名程序簡單,得到市民認可和信任的人,只須達到合理門檻要求的選民聯署,交由提名委員會確認選民身分,即可成為當然候選人。在香港的政治背幕而言,是有效突破篩選的渠道;而外國則以公民聯署提名超越政黨壟斷的局面。

外國以公民聯署提名超越政黨壟斷

以美國為例,長期由民主、共和兩黨壟斷,但國民已厭倦黨爭,同時亦看到兩黨皆不能免於財團影響,以致在環保、減排、國際軍事調動上差不多同出一轍,公民聯署提名總統候選人成為第三勢力挑戰兩黨的渠道,但因為選舉經費龐大,許多獨立或細小政黨的候選人沒有足夠財力在全國所有州份爭取提名,大多只能在少數州份過到提名門檻,因此近年能夠稍成氣候的獨立候選人皆為巨富〔如1992 年的佩羅(RossPerot) , 2000 年的納德(RalphNader)〕,但因制度容許第三勢力加入競爭,令公民提名負有制衡政黨的角色。 然而,在成熟的民主政制運作中,公民聯署提名不能取代政黨提名。雖然香港現時沒有政黨法,政黨發展亦因政制所限處於幼兒期,但政制設計須朝政黨發展方向走,將來才可以有成熟的執政團隊,由一齊經過歷練的政黨成員組成,並且由政治經濟左右兩翼互相競爭更替。香港需要公民聯署提名去確保無經篩選的提名渠道,亦為市民留一手挑戰政黨,以免不同政黨一齊向民粹或財團低頭,但公民聯署無法代替政黨培育政治人才組成執政團隊的角色,亦不能如政黨般在兩次選舉之間,起着時刻直接制衡特首的作用。

成熟民主政制運作

公民聯署不能取代政黨提名因為北京不放心香港政黨發展,份屬嫡系的民建聯亦只能在立法會擔當小罵大幫忙的角色,過去兩名特首以至梁振英均遇上組織管治團隊的困難,只能接收北京或本地財團屬意的人物和公務員,沒有共同管治發展香港的理念,拉雜成軍,只求經濟上守業,政治上無風無浪,結果主權移交16 年來,香港不進反退,了無生氣。去到梁振英大膽起用選舉團隊要員,但可惜這批人馬的參政路徑只建基於與梁振英近數年才建立的互利關係,從政前的利益衝突糾結不清,未經過選舉去蕪存菁,結果比公務員為主的團隊更加慘淡,香港為此付的代價亦更沉重。

雖說不屬任何政黨的特首上任之後有責任與政黨合作,但香港特首權力之大,恆常可行政主導,除非政黨願意聯合啟動彈劾機制,否則難以制衡。例如公信力已蕩然無存的陳茂波,仍可由梁振英護蔭,安然在位;假若梁振英來自一個須要面對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的政黨,他及其所屬政黨就必須考慮犯錯官員對下一個選舉的負面影響,無論如何不願意亦須在陣前揮淚斬將。設若隸屬政黨的特首一意孤行,用人不當,來自同一政黨的管治團隊可以集體辭職逼令特首回頭,或甚至逼令他辭職下台。政黨政治可防止獨立政治人物挾民意當選之後了無忌憚,毋須到下次特首選舉才由市民用選票懲罰;而不屬於任何政黨的行政長官在任內毋須面對政黨制衡,尤其若他不打算連任,更大有獨斷獨行的空間。

因政黨不單止參選行政長官,同時須顧及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時得到市民支持,須共同為行政長官的言行施政付代價,當然不會任由特首在僭建違規含糊其辭,就算特首不交代,黨也要交代,或須考慮切割。

香港人擔心北京設計的政制加入篩選,公民聯署提名是重建港人對落實民主政制的信心保證;議員聯署的「類政黨提名」是培育執政團隊和制衡特首的必由之路,須兩者並存,方才切合香港政制發展的全面需要。

後記:鄭宇碩教授提出以上一屆立法會選舉得票為訂定提名門檻的基礎,亦可收「類政黨提名」的效果。

作者是工黨立法會議員

九月 13 2013

梁振英執政團體之混亂、不老實,已到無可救藥的程度。同一個動用郊野公園土地議題,幾日內,官員、公務員、梁振英、「梁粉」竟然有不同立場。

1.先有隱形已久的陳茂波日前在網頁發文,講動用郊野公園土地建屋;
2.發展局隨即出新聞稿澄清只是局長分享個人意見,公務員隊伍與他劃清界線;
3.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表示郊野公園土地有法例保護規管;
4.梁振英先是不置可否,稍後說郊野公園不單是保育休憩,卻沒有講清楚他的真正意圖;
5.受環保朋友敬重的「梁粉」林超英是梁振英環保政綱的寫手,他在電台表示動用郊野公園土地作建屋的想法有如癌細胞,想都不要想;
6.同是「梁粉」的劉炳章說:只要用郊野公園的2.5%土地,已有1,100公頃,足夠未來10年44萬個住宅單位之用。

一星期之內,管治團隊與中堅支持者有六種說法,市民無法得知政府施政方針。政務司司長保持距離,不淌渾水;特首含糊其辭,不想退,又不敢進。若是梁振英與陳茂波從未傾過,後者以局長身份貿然發話引起爭端,顯示他沒有分輕重的能力;現在梁振英態度模稜無可,但又不敢明撐,相當縮骨。管治質素敗壞,小小一番發話也全無默契,搞得一塌糊塗。

房屋地價高昂,其一原因是政府土地拍賣價高者得,以有限供應面對內地難以估計的熱錢、甚至黑錢流入的大量需求,價錢已脫離香港中產可負擔範圍。政府賣地所得盡歸庫房,不肯用作增加公屋居屋供應,於是令絕大多數市民住屋艱難。

梁振英乘香港市民對上屆政府房產政策的怨氣,推出發展新界東北,提出大量填海,並由親信放風動用郊野公園土地,以應付未來10年人口增加約100萬的需要。

人口數量確實是問題癥結所在。人口增加當然須要更多房屋,但大家身邊親友同事有多少人生兒育女?其實自1997年以來,香港出生率低,一直達不到維持人口數量穩定的標準。每個女性要生育2.1名嬰孩才可補充死亡人口,稱為替補人口出生率。在沙士期間,出生率只有0.9,在2011年回升至1.24,但距離2.1尚有大段距離。按以上數字,香港人口應慢慢遞減,但97主權移交以來,香港人口增長近100萬。近10年人口增長包括44萬持單程證來港團聚的配偶和子女,我們有責任支持,但同時有約47萬移民通過優才、專才、僱員、投資等各種渠道來港,我們應該小心審視,不可以照單全收,以避免香港人口無止境增加,令港人住屋長期無法解決。

我曾在立法會用上述出生率問陳茂波,香港未來10年從哪裏來新增100萬人口,我們到底為誰搶地?為誰建屋?以致我們要填海,減綠化地帶?陳只將問題推向不在座的政務司司長擔當主席的人口政策委員會。但多個官員在不同場合均不敢回應向中央取回內地移民的審批權,大量非家庭團聚移民入口,我們無權過問,人口政策委員會豈非等同虛設?

解決土地房屋供應短缺固然是當務之急,但人口增加不能由香港控制,我們又如何滿足無限量的需求?向中央取回審批權才是根治房屋短缺的方法,只是看特區政府有無膽量向中央講清楚。

九月 13 2013

原刊於信報論壇:http://forum.hkej.com/node/105520

最近由社運人士及立法會議員范國威、毛孟靜等人在8月底發起提出反融合拒赤化及要求梁振英下台的聲明,因聲明的部分內容,把本港的房屋、生活空間等問題,歸咎新移民而引起爭議。最後,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及一些社運人士因而退出了聯署。

有關聲明的部份內容如下:

「由回歸至今,每天約150人,已有超過70萬內地人取得單程證來港定居,因此港人的平均居住面積越來越小。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取回單程證審批權,減少輸入人口,以『源頭減人』的方式針對房屋問題的核心。」

聲明指出因為單程證導致香港人均居住面積下降,但事實上有是否真確?「源頭減人」又是否針對房屋問題的核心?

翻查政府的數據,在過去十年,整體公屋單位租戶(包括租者置其屋的公屋租戶)的實際人均室內樓面面積由約11.3平方米上升至約12.9平方米。如果我們認為不少家庭團聚的新來港人士都是經濟價值低、佔用社會資源而居住在公屋的話,公屋租戶的人均面積倒沒有因此而減少。至於私營房屋,卻因政府沒有收集相關數據而不能作出比較,但相信亦影響甚微。

事實上,近年我們較多聽見的是內地資金對香港樓市的影響,而非上述的人均居住面積因單程証而下降。2011年,現任的房屋局局長,當年的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張炳良便指出,本港樓市已成為全國性市場,估計有四成新落成住宅是由內地人士購買,直言內地購買力扭曲了本港住宅需求,需要設法限制境外人士買樓。

因此,當「人均居住面積因單程証而下降」的言論一出,不少人均摸不著頭腦。現實情況是,內地富豪在西九龍、西半山等大手購買凱旋門、天匯等數千呎的單位,甚至不惜支付境外及雙倍印花稅的,另一邊廂,我們看到不少為家庭團聚的新移民卻屈膝劏房。這不正是「富者越陌連阡,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境況嗎?貧富懸殊導致房屋資源分配不均才是香港房屋問題的真正核心。

此外,有社運人士在退出聯署後,指出家庭團聚無論如何都是基本人權,卻認為新移民家庭應有權在能照顧自己的基礎下團聚,在綜援等福利政策下加別的條件,讓一些自己都不能照顧又北上娶妻的人不負責任的成本增加。

以上論點令人嘖嘖稱奇,既然贊同家庭團聚為「基本人權」,又為何主張經濟條件設限?

基本人權,意指每個人都享有某些權利,如每個人都有生存的權利,每個人都有被視為「人」、要求以「人」的方式被對待的權利。基本人權應超越國家、文化、社區,是與生俱來的,是天賦的。家庭團聚作為基本人權,應在合理的輪候期內,讓港人子女和配偶來港。

姑勿論當年不少基層在工業北移後失業或在職貧窮,儲蓄有限而北上娶妻的社會脈絡,

以「不負責任」等標籤新移民的手法不正是與政府同出一轍嗎?現有的政策已限定居港七年才合資格申請綜援等社會福利,導致無數的家庭慘劇,我們又是否要因「仇視內地人」的潮流下再次令同是香港人的家人無故當災?

假使我們要認真討論香港的人口政策,便需要一一審視不同的移民政策,包括工作簽證、投資移民、優才計劃等,並檢討如何讓移民融入本地社會,而非依靠錯誤的推論來怪罪錯誤的群體。

工黨副秘書長
郭永健

九月 12 2013 星島日報 2013-09-12 A16 | 每日雜誌 | 工字出頭 | By 張超雄   較早前我因為退出由譚凱邦和范國威發起的「換特首、抗融合」聲明而引起小風波。我同意聲明的部分內容,但對於聲明把香港的房屋問題歸咎於新移民,指他們的數目太多,並要以「源頭減人」的方式針對房屋問題的核心,我實在不能同意。消息傳出後引起一些網上討論,不少活躍於社運的朋友互相批評,對於新移民與目前香港面對的困境的關係,各有不同分析。 最近政府發表長遠房屋策略諮詢文件,表示未來十年房屋需要達四十七萬單位;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在網誌撰文表示土地供應不足,面對大量房屋需要下,要考慮發展郊野公園,進一步引起土地資源不足而要限制新移民人口的爭議。 特首上任前後說法有異   首先,香港的土地是否不足?梁振英作為產業測量師,一早提供了專業答案:他在競選政綱中指出:「香港並不缺乏土地,只缺乏長遠規劃」。他還說明:「香港的土地利用率偏低。目前所有公私營住宅只佔全港百分之六點九的土地,商業用地佔百分之零點四,工業用地佔百分之二點三,農業用地佔百分之六點一,市區及郊野公園以外,全港仍有大量未開發土地。」究竟是甚麼土地?他再具體說明:應「盡快檢討政府的中、短期規劃。考慮將空置的政府用地、廢棄的政府建築、短期租約用地、鄉郊和工業用地,在基建配套許可下,更改土地用途,興建房屋……」。究竟香港是否缺乏土地興建房屋,還是梁振英上任後沒有盡力開發土地?   梁振英上任前後對本港土地供應和運用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態度;上任前指出有大量未開發土地,上任後卻通過陳茂波解釋大量官地因位處斜坡或過於零散而不能用。 除較早前建議大幅填海外,陳茂波還要打郊野公園主意,民間卻不斷指出有數千甚至近萬公頃的土地可以運用,政府與民間就可運用土地的事實說法截然不同。就此,政府實有責任把全港土地資料透明化,並重新整理好土地用途的資料(包括大量在新界的停車場、貨櫃場等棕地和被荒廢的農地和工業地等),讓公眾一目了然,以便能進行理性討論。   此外,香港的房屋問題,是否源於新移民太多?香港過去十五年(一九九六至二○一一)的人口增長率平均每年是百分之零點六三。與幾個城市同期的人口增長率比較:多倫多(百分之零點六一)、紐約(百分之零點七六)、新加坡(百分之二點三三);或與內地的城市比較(二○○○至二○一○年):香港(百分之零點五三)、上海(百分之三點四四)、廣州(百分之二點四八),我們的人口增長並不特別快。在可持續發展的大原則下,究竟香港的土地及其他資源,是否不能承擔目前已經偏低的人口增長?這是一個複雜而嚴肅的問題,也是由林鄭月娥領導的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要回答的問題。可是,委員會成立至今,仍未有就此核心問題提供任何資訊或討論,反而最有興趣去增加低技術工人的供應,包括輸入外勞。 房屋單位比住戶多21萬   對於未來人口增加預測,多年來統計處的數字都是偏高的。新界東北發展計畫就是根據高估了的人口增長而規劃出來。根據統計處最近的修正,當年錯估人口增長速度的時差達十年!也就是說,整個發展計畫根本沒有逼切性。還有一點要指出:香港目前有約二百三十九萬住戶,但房屋單位卻有二百六十萬個。即房屋單位比住戶數目多出約二十一萬。究竟香港的房屋及土地不足的現象,是供應還是分配問題?   目前,每天有一百五十個單程證來港的新移民,差不多全是家庭團聚。他們都是香港人的家人,我們絕對不應該把香港房屋不足的問題,簡單地歸咎於他們。把新移民放在香港人的對立面,不但危險,還有機會引發仇恨和社會分化。更重要是,我們忽視了問題的核心,讓真正的罪魁禍首逃之夭夭,卻把問題怪罪於另一弱勢社群。這正是既得利益者樂見的悲劇。 張超雄 立法會議員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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