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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http://forum.hkej.com/node/106191 上星期六（九月二十八日），政府公布香港首個貧窮線及《2012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採用相對貧窮的概念，水平定於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過往幾日，公眾的討論均圍繞政府會否推出相應的福利措施來減低貧窮人口，政府亦回應「貧窮線不會衍生福利主義」等。
貧窮線訂立後，全港710多萬人中，百分之19.6，即是131.2萬人屬於貧窮。在扣除市民繳交的稅項，又將他們受惠的現金福利，包括綜援、生果金、交通津貼等計算作入息，貧窮人口便會減至約102萬人。
前者我們可以視之為社會初次分配的情況,後者可視之為二次分配後的成效。初次分配意指勞動者出賣勞力所得的薪酬、資本家所得的利潤及資本或土地擁有者所得的租值在。二次分配即是政府經各樣稅項、福利的政策,把社會上的財富重新分配。
在職貧窮情況嚴重
對於初次分配，即使政府不斷強調香港市民應自力更生，不要依賴社會資源，但殘酷的事實是，香港的在職貧窮情況嚴重，政府在《報告》中亦不得不承認。貧窮住戶中的在職住戶有20.5萬戶，共有70.2萬人，分別 54萬貧窮戶中的38﹪及佔131.2萬的貧窮人口中的53﹪。在他們在職的就業人數中，有76﹪為全職工作者。
從此可見，即使訂立了最低工資，在職貧窮的情況仍然嚴重。以上的情況除了可歸咎於最低工資的水平過低外，還有勞動者欠缺議價能力，包括集體談判權及工會權利的各樣保障，造成勞動者即使付出勞力仍陷於貧窮。
雖然政府在《報告》中表示「統計上貧窮人口永遠存在」，但假如政府能改善初次分配的情況，低收入住戶的入息增幅高於中位數的增幅， 即使社會上所有住戶的收入有所增長使中位數以及貧窮線增加， 貧窮人口亦會減少。
二次分配成效不彰
雖然經過恒常現金的政策介入，貧窮率由19.6%減至於15.2%，減少了4.4﹪，但相對經合組織的國家，仍遜色不少。根據經合組織2010的數據為例，經恒常現金的政策介入後，芬蘭的貧窮率由32.2%減少至7.3%，減少了24.9%,即使減幅最少的國家以色列，亦減少了7.1%。香港經過恒常現金的政策介入的貧窮率與33個經合組國家比較，亦在最高貧窮率之列。
以在職貧窮為例，政府在二次分配上亦未能改善貧窮的情況。經過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在職的貧窮住戶數目仍有15.67萬戶，人口亦只下降了16.5萬，達53.8萬人，佔有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102萬貧窮人口中的53﹪。即使在職的貧窮住戶領取綜援，仍然有1.3萬戶未能因此脫貧。值得一提是，即使領取了綜援，他們當中仍有10.2萬個住戶陷於貧窮線之下，反映綜援並未能有效幫助市民脫貧。
多管齊下 訂立滅貧目標
要有效做到滅貧的效果是可能的，問題在於政府有否決心，訂出具體的滅貧目標，從而透過不同政策去現實。
工黨建議梁振英尚餘的四年任期內，應以減少一半貧窮人口作為目標，即是將貧窮率降至7.5﹪，將實際貧窮人口在四年內減少一半，即降至50萬人。
要達至目標，需推行下列各項政策，包括：
- 提升最低工資及一年一檢；
- 加強推行課餘託管計劃，協助婦女就業；
- 放寬單親家庭領取綜援的資格;
- 加強課外活動及書簿津貼資助額；
- 推行低收入在職家庭入息補貼，減少在職貧窮；
- 檢討綜援援助水平； 設立基本生活保障線；
- 訂定租務管制法例，減少貧窮人口租住私人住宅的開支；
- 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全面改善長者貧窮；及
- 推行集體談判權，讓勞資協商收窄首次分配（即工資）的差距。
至於支持相關政策的公共財開方面，工黨建議每年增加200億經常性開支（詳見附件）及長遠推行稅制改革包括推行累進利得稅、資產增值稅、股息稅及重設富豪遺產稅等。
工黨副秘書長 郭永健
新聞稿
日前，政府公布香港首個貧窮線，採用相對貧窮的概念，水平定於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特首梁振英將之形容為香港扶貧的里程碑，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亦表示政府在減貧和防貧責無旁貸。可是，對於貧窮作為社會問題的現狀，兩者分別指出「滅貧是不可能」及「貧窮線採用相對貧窮概念，因此在統計上貧窮人口永遠存在。」
政府欠決心解決貧窮問題
關於前者，梁振英認為「財富差異存在於社會不同階層是必然的事實，這是一個相對的問題。要完全消滅財富差異以至貧窮問題是不可能的，亦不應該是我們的政策目標。」可是，財富差異與貧窮在概念上並不能完全等同，存在財富差異並不必然代表著較低收入的人士必然陷入貧困。在財富差異較小的社會中，可以是不少人均可享有尊嚴滿足的生活，收入較豐者則享有較豐裕的物質生活。先不論應否存在貧富差異，如果連貧窮問題亦沒有解決的決心的話，政府設立貧窮線的動機只會令人認為是舒緩矛盾而已。
至於林鄭月娥認為統計學一貧窮人口永遠存在一說更是荒謬。如果貧窮線以下的為之貧窮，假設住戶入息中位數不變，只要把他們的入息提升至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以上，統計上便沒有任何貧窮人口。以2012年一人住戶為3，600元的貧窮線為例，只要所有入息在3600元以下的住戶增加入息至3600元至7200元，中位數仍舊為7200元，但在中位數的一半即3600元以下便沒有存在任何住戶，即貧窮住戶為零。即使中位數有所上升，只要貧窮線下的住戶收入增幅大於中位數的升幅，貧窮人口便能減少。
在職貧窮情況嚴重
貧窮住戶中的在職住戶有20.5萬戶，共有70.2萬人，佔131.2萬的貧窮人口中的53﹪。在他們在職的就業人數中，有76﹪為全職工作者。從此可見，即使訂立了最低工資，在職貧窮的情況仍然嚴重。以上的情況除了可歸咎於最低工資的水平過低外，還有勞動者欠缺議價能力，包括集體談判權及工會權利的各樣保障，造成勞動者即使付出勞力仍陷於貧窮。
在二次分配上，政府亦未能改善在職貧窮的情況。經過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在職的貧窮住戶數目仍有53.75萬戶，人口亦只下降了16.5萬，達53.8萬人，佔有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102萬貧窮人口中的53﹪。即使在職的貧窮住戶領取綜援，仍然有1.3萬戶未能因此脫貧。此外，即使領取了綜援，他們當中仍有10.2萬個住戶陷於貧窮線之下，反映綜援並未能有效幫助市民脫貧。
訂定減貧目標才是正道
因此，政府的「滅貧是不可能」及「統計上貧窮人口永遠存在」等言論，無論是刻意傳達或概念出錯，均顯示出政府對扶貧的保守態度；加上其他諸如香港「不是「社會福利主義」或是「福利主義」」、「貧窮線與最低工資不應掛鈎」等，均旨在讓商界放心，政府並不會因設立貧窮線而影響他們任何的利益。但在貧富懸殊的香港，絲毫不影響商界的利益，真是能夠有減少貧窮問題嗎?
貧窮線訂立後，全港710多萬人中，百分之19.6，即是131.2萬人屬於貧窮。在扣除市民繳交的稅項，又將他們受惠的現金福利，包括綜援、生果金、交通津貼等計算作入息，貧窮人口便會減至約102萬人。
所以，要有效做到滅貧的效果是可能的，問題是政府有否決心，不要對商界時畏手畏尾，並訂出具體的滅貧目標，從而透過長、中及短期政策去現實。
四年減少一半貧窮人口
工黨建議梁振英尚餘的四年任期內，應以減少一半貧窮人口作為目標，即是將貧窮率降至7．5﹪，將實際貧窮人口在四年內減少一半，即降至50萬人。
要達至目標，需推行下列各項政策，包括：
- 提升最低工資及一年一檢；
- 加強推行課餘託管計劃，協助婦女就業；
- 放寬單親家庭領取綜援的資格;
- 加強課外活動及書簿津貼資助額
- 推行低收入在職家庭入息補貼，減少在職貧窮；
- 檢討綜援援助水平；
- 設立基本生活保障線；
- 訂定租務管制法例，減少貧窮人口租住私人住宅的開支；
- 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全面改善長者貧窮；及
- 推行集體談判權，讓勞資協商收窄首次分配（即工資）的差距。
至於支持相關政策的公共財開方面，工黨建議每年增加200億經常性開支（詳見附件）及長遠推行稅制改革包括推行累進利得稅、資產增值稅、股息稅及重設富豪遺產稅等。
工黨 2013年10月2日
參考資料：
工黨就2013-14年度財政預算案的立場
房屋問題作為特首梁振英施政綱領中的重中之重，上任伊始便成立了「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恢復自一九八七年提出，但在二零零二年起停頓的長遠房屋策略。長策會經過多次會議後，將會起草諮詢文件，並在九月初進行三個月的公眾諮詢。但觀乎長策會的職權範圍，以至多會議的討論內容，難以令人信服房屋問題能夠得到解決。
殖民管治思維下的高地價政策
香港的所謂的房屋問題，包括公共房屋及資助房屋的數量不足、私人樓宇價格遠高於負擔能力的問題，實在是港英政府在其殖民管治思維下高地價政策做成的問題。在殖民地之初，英國便以《殖民地章則》來要求各殖民地的政府必須收支平衡、量入為出。而在殖民地後期，面對九七年中國收回香港的期限，政府更難以推行長遠及徹底的政策，包括任何福利及房屋的政策。同時，殖民地政府在維持其管治的穩定下，必然首重於維持社會上層的利益，對於社會的底層，除非危及其管治，如六七騷亂後揭示的社會問題，政府一般都任由其自生自滅。在此情況下，政府當然不會推行累進形式、較高稅率利得稅制，薪俸稅的標準稅率亦維持在較低的水平。但在各樣的社會開支增加情況下，以地價收入來維持其收支平衡便變得異常重要，現任的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更將之讚譽為『營造出港式財政神話——即低稅制下的「類福利國」』。
高地價政策令到社會不公
在高地價的政策下，物業價格及租金的水平高企，蠶食了營商者及市民的收入，助長了地產商的利潤，並以其地產的收益吞併不同行業的企業，成形了今日的壟斷地位。除了在工業發展時期，公營房屋作為社會工資（social wage）來補貼當時輕工業的中小企以降低生產成本外，後期的公屋需求上升更源於私人樓宇樓價租金上揚，導致市民難以負擔。資助房屋，如居者有其屋、夾屋更是政府充當發展商，以提供低於市價的折扣為名，賺取中下層市民的金錢以資助政府興建公屋的建築費用。在不合理的市價為基準下，「資助置業」、「公屋依賴政府福利」、「公屋富戶濫用資源」等標籤甚至污名，使社會忘卻房屋政策上的不公義。
即使有論者指出高地價政策有助內地港資企業賺取的資金回流香港，高地價政策加重市民的住屋負擔，降低居住質素外，更使地產財團壟斷各行各業、破壞香港的競爭環境，令到產業單一化。除此之外，香港銀行業務以至社會整體的金融財政風險，更容易受到地產市道的影響。在缺乏實質的工業下，地產市道泡沫的爆破將會影響各行各業，以致香港的實體經濟。
梁振英延續殖民地管治思維
梁振英上任一年內，並沒有就以上結構性問題提出任何解決的方向。 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只是推算香港的住屋需求、香港的土地供應及公私營房屋未來的興建量等。至於現有公共房屋的模式是否過時，政府的土地政策是否有助香港長遠的經濟發展，均不見在長策會或政府的施政綱領有絲毫著墨。即使政府過往一年，推出各項壓抑樓市的措施，亦未有絲毫動搖現在不合理的體制。可是，政府卻把現時的房屋簡單歸咎為供應不足，作出各樣新市鎮發展、填海等製造土地的大計，面對一大片半開發半廢棄的「棕土」地帶，以及發展商囤積居奇的農地，政府卻視而不見，不敢動地產商及原居民利益分毫。
總括而言，梁振英的土地、房屋政策並未擺脫過往殖民地的思維，正視高地價政策對香港產業發展、競爭環境、財富分配及經濟發展等禍害。有尊嚴的居住環境對香港市民來說，仍是遙遙無期。
工黨副秘書長 郭永健
近期社會最關注的政策，非「特惠生果金」莫屬。改善長者生活保障，本來是一件值得支持的事，但自從港大社工系副教授羅致光一席話後，討論演變成資產審查攻防戰，而非聚焦不同退休保障制度的優劣，實屬不幸。
事緣早前羅致光出席一電台節目時表示，從來沒有人要求把生果金倍增，但當政府提出「特惠生果金」時，有政黨即提高叫價要求取消資產審查，跟政府鬥民粹，有違政治道德。政治人物被無理取鬧，很多時都是一笑置之，但如果有關指摘妨礙理性辯論，就有必要澄清和駁斥。
在去年九月施政報告諮詢時，我們已要求上屆政府在任內提出一個可令所有長者即時受惠，以及可有效攤分風險和財務上可持續的退休保障方案，並在2016年或之前正式推行，而未正式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前，應即時提高生果金至每月2,000元。民間團體十年前已提出由勞資官三方供款的退休保障制度，可惜政府研究十年仍沒有寸進，我們因此在去年提出落實時間表，而提高生果金只是過渡安排，以解長者的燃眉之急。提出這建議時，梁振英仍未正式宣布參選，更遑論有「特惠生果金」政綱，所謂「當政府行前一步，政黨就將門口推前一步」，根本就是子虛烏有。
未知是否與羅致光本人有關，但「有違政治道德」言論一出，政府和報章評論隨即將反對資產審查妖魔化，指不設資產審查將會令生果金開支大增，不僅影響其他扶貧措施，還要下一代承受沉重稅務負擔，股壇長毛David Webb就計算出至2039年，薪俸稅邊際稅率和利得稅稅率都要提高至21.5%。讀者如想加入聲討行列，請先搞清楚一個問題：究竟甚麼人提出免資產審查生果金作為恆常措施？答案是沒有！主流民主派政黨都是要求提高生果金作為過渡安排，有人熱烈討論一項沒有人提出的政策建議確是耐人尋味，至於一些嚇人的數字，大家亦無需要認真看待，就當是一些人的算術習作好了。
我早前說現時討論聚焦資產審查是不幸，是因為有人誤以為引入資產審查就是財政上穩妥的做法，這是大錯特錯！衡量一項政策的財政可持續性，必須一併考慮融資方案。生果金是單靠每年稅收支付，無論有沒有資產審查，社會都必須面對十多二十年後人口老化，長者退休保障開支持續飆升，但勞動人口(納稅人)比例卻持續下降的難題。資產審查只可以將問題推遲，未來數年政府一定有足夠財力應付，但問題卻不會就此消失，而當十年後問題浮現，政府因為退休保障開支大增而入不敷支，屆時才想辦法解決已經太遲，因為人口機會窗即將關閉。
民間團體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已警告，不論有沒有資產審查，單靠每年稅收是無法應付人口老化帶來的開支，社會必須未雨綢繆，及早推行預先儲蓄式(pre-funded)退休保障制度，在人口老化前累積足夠儲備應付日後需要。正因為有這樣的認知，民間團體不待政府研究，自行在十年前提出全民退休保障具體方案，只可惜特區政府卻蹉跎歲月，張建宗局長不斷說仔細研究，但五年任內研究結果隻字不見，猶如墮入黑洞。
即使今日立即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其實已經太遲，因為距離人口機會窗關閉只有十多年時間，單靠三方供款已無法累積足夠儲備，政府必須一次過注資約500億元啟動，方可應付人口老化高峰期的退休保障開支。粗略估算，計劃每推遲一年，啟動基金就要增加約100億元，如果再拖十年，計劃的效用將會大打折扣，因為預先儲蓄的元素將會隨人口開始急速老化而消失。
未來一兩年是爭取全民退休保障的最後機會，我們因此在去年提出時間表，考慮到強積金「由無到有」大概用了七年時間，如果政府有心推行，五年內落實絕非過分要求。至於雙倍生果金，只是過渡至全民退休保障的安排，引入資產審查實屬多此一舉，而不設資產審查只會帶來一次過額外支出約300億元，相對於6,000億元財政儲備，政府是綽綽有餘。如果政府從善如流，不但全港長者可即時受惠，還可向社會清楚表達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的決心(pre-commitment)，有助凝聚共識，令計劃推行更加暢順。
可是政府只將精力放在資產審查，只將目光放在未來數年的財政開支，務求在五年任內不會出事，卻將難題推給下屆政府和下一代處理，不負責任，莫過於此。如果政府是認真處理退休保障問題，必須清楚交代：為甚麼單靠稅收支付會比預先儲蓄制度更加穩健？即使引入資產審查，如果稅制不變，是否可以應付人口老化高峰期的支出？我們的下一代會否面對一個兩難處境，要麼大幅加稅，要麼對長者貧窮坐視不理？
《工黨主席 李卓人》
香港大部分貧窮家庭都有最少有一名在職家庭成員，「有工開唔代表有飯開」，如何解決在職貧窮問題，是整體扶貧策略的一個重要環節。有論者提出，協助在職貧窮家庭最有效的方法是設立負入息稅的制度。
究竟甚麼是負入息稅呢？
負入息稅的概念一點也不複雜，只要將徵稅制度倒過來就是了。按現時稅制，如果我們的收入超過某個水平(免稅額)，就開始需要按某個百分比(稅率)繳稅；負入息稅剛好相反，如果我們的收入低過某個水平，不但不用繳稅，還可以從庫房按某個百分比領取補助。當然，以上只是一個最簡單的說法，不同國家的具體實施情況會複雜得多。
一般認為，負入息稅較最低工資更有效針對在職貧窮問題。低收入和貧窮是兩個相關、但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以個人就業收入計算(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的標準是中位數的2/3)，而後者則以家庭入息計算(通常是中位數的一半或六成)。一個中等收入的工人，可能需要供養多名家庭成員，因此被界定為貧窮；相反，一名低收入工人，可能因為其他家庭成員都有收入，因此不屬貧窮。
香港的統計數據顯示，每六至七名低收入工人中，只有一人屬貧窮家庭成員；換言之，大部分最低工資受惠者，都不是在職貧窮的工人。負入息稅則是根據家庭組成和收入發放，幾乎所有受惠者都是在職貧窮家庭。當然，最低工資的目的除了扶貧外，還包括工作尊嚴的考慮；而OECD的分析亦指出，如果只有稅務補助而沒有工資下限，工資可能會被壓低，變相以公帑資助僱主，最低工資因此仍是扶貧政策不可或缺的工具。
香港其實亦有針對在職貧窮的收入補助制度，就是低收入綜援，但相較稅務補助，有兩個明顯缺點。首先，如果受助家庭的每月收入超過4,200元，受助人多賺一元，援助額就會相應被扣減一元，令受助人完全沒有經濟誘因增加收入。
稅務補助的另一個優點，是由稅務局負責執行，行政費用相對較低。由於所有在職人士都需要報稅，領取稅務補助佔合資格家庭的比例一般高達七至八成。在香港，大約只有一成在職貧窮家庭，有領取低收入綜援。
既然目前的低收入綜援問題多多，政府又會否考慮設立負入息稅呢？答案是「一字咁淺」，因為「得個錢字」。雖然稅務補助的行政費用很低，但補助支出卻十分高。英國2004至05年度稅務補助的總支出達158億鎊，相當於生產總值的1.3%。如果香港實行負入息稅，估計每年經常支出接近100億元，以近年財政預算每年只肯增加經常開支大約數十億元來看，除非政府改變保守的財政哲學，否則要成功爭取，相信仍是遙不可及。
《工黨主席 李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