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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04 2013

原文刊於:http://forum.hkej.com/node/106191 上星期六(九月二十八日),政府公布香港首個貧窮線及《2012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採用相對貧窮的概念,水平定於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過往幾日,公眾的討論均圍繞政府會否推出相應的福利措施來減低貧窮人口,政府亦回應「貧窮線不會衍生福利主義」等。

貧窮線訂立後,全港710多萬人中,百分之19.6,即是131.2萬人屬於貧窮。在扣除市民繳交的稅項,又將他們受惠的現金福利,包括綜援、生果金、交通津貼等計算作入息,貧窮人口便會減至約102萬人。

前者我們可以視之為社會初次分配的情況,後者可視之為二次分配後的成效。初次分配意指勞動者出賣勞力所得的薪酬、資本家所得的利潤及資本或土地擁有者所得的租值在。二次分配即是政府經各樣稅項、福利的政策,把社會上的財富重新分配。

在職貧窮情況嚴重

對於初次分配,即使政府不斷強調香港市民應自力更生,不要依賴社會資源,但殘酷的事實是,香港的在職貧窮情況嚴重,政府在《報告》中亦不得不承認。貧窮住戶中的在職住戶有20.5萬戶,共有70.2萬人,分別 54萬貧窮戶中的38﹪及佔131.2萬的貧窮人口中的53﹪。在他們在職的就業人數中,有76﹪為全職工作者。

從此可見,即使訂立了最低工資,在職貧窮的情況仍然嚴重。以上的情況除了可歸咎於最低工資的水平過低外,還有勞動者欠缺議價能力,包括集體談判權及工會權利的各樣保障,造成勞動者即使付出勞力仍陷於貧窮。

雖然政府在《報告》中表示「統計上貧窮人口永遠存在」,但假如政府能改善初次分配的情況,低收入住戶的入息增幅高於中位數的增幅, 即使社會上所有住戶的收入有所增長使中位數以及貧窮線增加, 貧窮人口亦會減少。

二次分配成效不彰

雖然經過恒常現金的政策介入,貧窮率由19.6%減至於15.2%,減少了4.4﹪,但相對經合組織的國家,仍遜色不少。根據經合組織2010的數據為例,經恒常現金的政策介入後,芬蘭的貧窮率由32.2%減少至7.3%,減少了24.9%,即使減幅最少的國家以色列,亦減少了7.1%。香港經過恒常現金的政策介入的貧窮率與33個經合組國家比較,亦在最高貧窮率之列。

以在職貧窮為例,政府在二次分配上亦未能改善貧窮的情況。經過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在職的貧窮住戶數目仍有15.67萬戶,人口亦只下降了16.5萬,達53.8萬人,佔有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102萬貧窮人口中的53﹪。即使在職的貧窮住戶領取綜援,仍然有1.3萬戶未能因此脫貧。值得一提是,即使領取了綜援,他們當中仍有10.2萬個住戶陷於貧窮線之下,反映綜援並未能有效幫助市民脫貧。

多管齊下 訂立滅貧目標

要有效做到滅貧的效果是可能的,問題在於政府有否決心,訂出具體的滅貧目標,從而透過不同政策去現實。

工黨建議梁振英尚餘的四年任期內,應以減少一半貧窮人口作為目標,即是將貧窮率降至7.5﹪,將實際貧窮人口在四年內減少一半,即降至50萬人。

要達至目標,需推行下列各項政策,包括:

  1. 提升最低工資及一年一檢;
  2. 加強推行課餘託管計劃,協助婦女就業;
  3. 放寬單親家庭領取綜援的資格;
  4. 加強課外活動及書簿津貼資助額;
  5. 推行低收入在職家庭入息補貼,減少在職貧窮;
  6. 檢討綜援援助水平; 設立基本生活保障線;
  7. 訂定租務管制法例,減少貧窮人口租住私人住宅的開支;
  8. 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全面改善長者貧窮;及
  9. 推行集體談判權,讓勞資協商收窄首次分配(即工資)的差距。

至於支持相關政策的公共財開方面,工黨建議每年增加200億經常性開支(詳見附件)及長遠推行稅制改革包括推行累進利得稅、資產增值稅、股息稅及重設富豪遺產稅等。

工黨副秘書長 郭永健

十月 02 2013

工黨回應貧窮線記者會

新聞稿

日前,政府公布香港首個貧窮線,採用相對貧窮的概念,水平定於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特首梁振英將之形容為香港扶貧的里程碑,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亦表示政府在減貧和防貧責無旁貸。可是,對於貧窮作為社會問題的現狀,兩者分別指出「滅貧是不可能」及「貧窮線採用相對貧窮概念,因此在統計上貧窮人口永遠存在。」

政府欠決心解決貧窮問題

關於前者,梁振英認為「財富差異存在於社會不同階層是必然的事實,這是一個相對的問題。要完全消滅財富差異以至貧窮問題是不可能的,亦不應該是我們的政策目標。」可是,財富差異與貧窮在概念上並不能完全等同,存在財富差異並不必然代表著較低收入的人士必然陷入貧困。在財富差異較小的社會中,可以是不少人均可享有尊嚴滿足的生活,收入較豐者則享有較豐裕的物質生活。先不論應否存在貧富差異,如果連貧窮問題亦沒有解決的決心的話,政府設立貧窮線的動機只會令人認為是舒緩矛盾而已。

至於林鄭月娥認為統計學一貧窮人口永遠存在一說更是荒謬。如果貧窮線以下的為之貧窮,假設住戶入息中位數不變,只要把他們的入息提升至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以上,統計上便沒有任何貧窮人口。以2012年一人住戶為3,600元的貧窮線為例,只要所有入息在3600元以下的住戶增加入息至3600元至7200元,中位數仍舊為7200元,但在中位數的一半即3600元以下便沒有存在任何住戶,即貧窮住戶為零。即使中位數有所上升,只要貧窮線下的住戶收入增幅大於中位數的升幅,貧窮人口便能減少。

在職貧窮情況嚴重

貧窮住戶中的在職住戶有20.5萬戶,共有70.2萬人,佔131.2萬的貧窮人口中的53﹪。在他們在職的就業人數中,有76﹪為全職工作者。從此可見,即使訂立了最低工資,在職貧窮的情況仍然嚴重。以上的情況除了可歸咎於最低工資的水平過低外,還有勞動者欠缺議價能力,包括集體談判權及工會權利的各樣保障,造成勞動者即使付出勞力仍陷於貧窮。

在二次分配上,政府亦未能改善在職貧窮的情況。經過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在職的貧窮住戶數目仍有53.75萬戶,人口亦只下降了16.5萬,達53.8萬人,佔有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102萬貧窮人口中的53﹪。即使在職的貧窮住戶領取綜援,仍然有1.3萬戶未能因此脫貧。此外,即使領取了綜援,他們當中仍有10.2萬個住戶陷於貧窮線之下,反映綜援並未能有效幫助市民脫貧。

訂定減貧目標才是正道

因此,政府的「滅貧是不可能」及「統計上貧窮人口永遠存在」等言論,無論是刻意傳達或概念出錯,均顯示出政府對扶貧的保守態度;加上其他諸如香港「不是「社會福利主義」或是「福利主義」」、「貧窮線與最低工資不應掛鈎」等,均旨在讓商界放心,政府並不會因設立貧窮線而影響他們任何的利益。但在貧富懸殊的香港,絲毫不影響商界的利益,真是能夠有減少貧窮問題嗎?

貧窮線訂立後,全港710多萬人中,百分之19.6,即是131.2萬人屬於貧窮。在扣除市民繳交的稅項,又將他們受惠的現金福利,包括綜援、生果金、交通津貼等計算作入息,貧窮人口便會減至約102萬人。

所以,要有效做到滅貧的效果是可能的,問題是政府有否決心,不要對商界時畏手畏尾,並訂出具體的滅貧目標,從而透過長、中及短期政策去現實。

四年減少一半貧窮人口

工黨建議梁振英尚餘的四年任期內,應以減少一半貧窮人口作為目標,即是將貧窮率降至7.5﹪,將實際貧窮人口在四年內減少一半,即降至50萬人。

要達至目標,需推行下列各項政策,包括:

  1. 提升最低工資及一年一檢;
  2. 加強推行課餘託管計劃,協助婦女就業;
  3. 放寬單親家庭領取綜援的資格;
  4. 加強課外活動及書簿津貼資助額
  5. 推行低收入在職家庭入息補貼,減少在職貧窮;
  6. 檢討綜援援助水平;
  7. 設立基本生活保障線;
  8. 訂定租務管制法例,減少貧窮人口租住私人住宅的開支;
  9. 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全面改善長者貧窮;及
  10. 推行集體談判權,讓勞資協商收窄首次分配(即工資)的差距。

至於支持相關政策的公共財開方面,工黨建議每年增加200億經常性開支(詳見附件)及長遠推行稅制改革包括推行累進利得稅、資產增值稅、股息稅及重設富豪遺產稅等。

工黨 2013年10月2日

參考資料:

工黨就2013-14年度財政預算案的立場

http://labour.org.hk/statement-13-budget/

六月 28 2013

房屋問題作為特首梁振英施政綱領中的重中之重,上任伊始便成立了「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恢復自一九八七年提出,但在二零零二年起停頓的長遠房屋策略。長策會經過多次會議後,將會起草諮詢文件,並在九月初進行三個月的公眾諮詢。但觀乎長策會的職權範圍,以至多會議的討論內容,難以令人信服房屋問題能夠得到解決。

殖民管治思維下的高地價政策

香港的所謂的房屋問題,包括公共房屋及資助房屋的數量不足、私人樓宇價格遠高於負擔能力的問題,實在是港英政府在其殖民管治思維下高地價政策做成的問題。在殖民地之初,英國便以《殖民地章則》來要求各殖民地的政府必須收支平衡、量入為出。而在殖民地後期,面對九七年中國收回香港的期限,政府更難以推行長遠及徹底的政策,包括任何福利及房屋的政策。同時,殖民地政府在維持其管治的穩定下,必然首重於維持社會上層的利益,對於社會的底層,除非危及其管治,如六七騷亂後揭示的社會問題,政府一般都任由其自生自滅。在此情況下,政府當然不會推行累進形式、較高稅率利得稅制,薪俸稅的標準稅率亦維持在較低的水平。但在各樣的社會開支增加情況下,以地價收入來維持其收支平衡便變得異常重要,現任的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更將之讚譽為『營造出港式財政神話——即低稅制下的「類福利國」』。

高地價政策令到社會不公

在高地價的政策下,物業價格及租金的水平高企,蠶食了營商者及市民的收入,助長了地產商的利潤,並以其地產的收益吞併不同行業的企業,成形了今日的壟斷地位。除了在工業發展時期,公營房屋作為社會工資(social wage)來補貼當時輕工業的中小企以降低生產成本外,後期的公屋需求上升更源於私人樓宇樓價租金上揚,導致市民難以負擔。資助房屋,如居者有其屋、夾屋更是政府充當發展商,以提供低於市價的折扣為名,賺取中下層市民的金錢以資助政府興建公屋的建築費用。在不合理的市價為基準下,「資助置業」、「公屋依賴政府福利」、「公屋富戶濫用資源」等標籤甚至污名,使社會忘卻房屋政策上的不公義。

即使有論者指出高地價政策有助內地港資企業賺取的資金回流香港,高地價政策加重市民的住屋負擔,降低居住質素外,更使地產財團壟斷各行各業、破壞香港的競爭環境,令到產業單一化。除此之外,香港銀行業務以至社會整體的金融財政風險,更容易受到地產市道的影響。在缺乏實質的工業下,地產市道泡沫的爆破將會影響各行各業,以致香港的實體經濟。

梁振英延續殖民地管治思維

梁振英上任一年內,並沒有就以上結構性問題提出任何解決的方向。 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只是推算香港的住屋需求、香港的土地供應及公私營房屋未來的興建量等。至於現有公共房屋的模式是否過時,政府的土地政策是否有助香港長遠的經濟發展,均不見在長策會或政府的施政綱領有絲毫著墨。即使政府過往一年,推出各項壓抑樓市的措施,亦未有絲毫動搖現在不合理的體制。可是,政府卻把現時的房屋簡單歸咎為供應不足,作出各樣新市鎮發展、填海等製造土地的大計,面對一大片半開發半廢棄的「棕土」地帶,以及發展商囤積居奇的農地,政府卻視而不見,不敢動地產商及原居民利益分毫。

總括而言,梁振英的土地、房屋政策並未擺脫過往殖民地的思維,正視高地價政策對香港產業發展、競爭環境、財富分配及經濟發展等禍害。有尊嚴的居住環境對香港市民來說,仍是遙遙無期。

工黨副秘書長 郭永健

十一月 01 2012

 近期社會最關注的政策,非「特惠生果金」莫屬。改善長者生活保障,本來是一件值得支持的事,但自從港大社工系副教授羅致光一席話後,討論演變成資產審查攻防戰,而非聚焦不同退休保障制度的優劣,實屬不幸。

  事緣早前羅致光出席一電台節目時表示,從來沒有人要求把生果金倍增,但當政府提出「特惠生果金」時,有政黨即提高叫價要求取消資產審查,跟政府鬥民粹,有違政治道德。政治人物被無理取鬧,很多時都是一笑置之,但如果有關指摘妨礙理性辯論,就有必要澄清和駁斥。

  在去年九月施政報告諮詢時,我們已要求上屆政府在任內提出一個可令所有長者即時受惠,以及可有效攤分風險和財務上可持續的退休保障方案,並在2016年或之前正式推行,而未正式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前,應即時提高生果金至每月2,000元。民間團體十年前已提出由勞資官三方供款的退休保障制度,可惜政府研究十年仍沒有寸進,我們因此在去年提出落實時間表,而提高生果金只是過渡安排,以解長者的燃眉之急。提出這建議時,梁振英仍未正式宣布參選,更遑論有「特惠生果金」政綱,所謂「當政府行前一步,政黨就將門口推前一步」,根本就是子虛烏有。

  未知是否與羅致光本人有關,但「有違政治道德」言論一出,政府和報章評論隨即將反對資產審查妖魔化,指不設資產審查將會令生果金開支大增,不僅影響其他扶貧措施,還要下一代承受沉重稅務負擔,股壇長毛David Webb就計算出至2039年,薪俸稅邊際稅率和利得稅稅率都要提高至21.5%。讀者如想加入聲討行列,請先搞清楚一個問題:究竟甚麼人提出免資產審查生果金作為恆常措施?答案是沒有!主流民主派政黨都是要求提高生果金作為過渡安排,有人熱烈討論一項沒有人提出的政策建議確是耐人尋味,至於一些嚇人的數字,大家亦無需要認真看待,就當是一些人的算術習作好了。

  我早前說現時討論聚焦資產審查是不幸,是因為有人誤以為引入資產審查就是財政上穩妥的做法,這是大錯特錯!衡量一項政策的財政可持續性,必須一併考慮融資方案。生果金是單靠每年稅收支付,無論有沒有資產審查,社會都必須面對十多二十年後人口老化,長者退休保障開支持續飆升,但勞動人口(納稅人)比例卻持續下降的難題。資產審查只可以將問題推遲,未來數年政府一定有足夠財力應付,但問題卻不會就此消失,而當十年後問題浮現,政府因為退休保障開支大增而入不敷支,屆時才想辦法解決已經太遲,因為人口機會窗即將關閉。

  民間團體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已警告,不論有沒有資產審查,單靠每年稅收是無法應付人口老化帶來的開支,社會必須未雨綢繆,及早推行預先儲蓄式(pre-funded)退休保障制度,在人口老化前累積足夠儲備應付日後需要。正因為有這樣的認知,民間團體不待政府研究,自行在十年前提出全民退休保障具體方案,只可惜特區政府卻蹉跎歲月,張建宗局長不斷說仔細研究,但五年任內研究結果隻字不見,猶如墮入黑洞。

  即使今日立即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其實已經太遲,因為距離人口機會窗關閉只有十多年時間,單靠三方供款已無法累積足夠儲備,政府必須一次過注資約500億元啟動,方可應付人口老化高峰期的退休保障開支。粗略估算,計劃每推遲一年,啟動基金就要增加約100億元,如果再拖十年,計劃的效用將會大打折扣,因為預先儲蓄的元素將會隨人口開始急速老化而消失。

  未來一兩年是爭取全民退休保障的最後機會,我們因此在去年提出時間表,考慮到強積金「由無到有」大概用了七年時間,如果政府有心推行,五年內落實絕非過分要求。至於雙倍生果金,只是過渡至全民退休保障的安排,引入資產審查實屬多此一舉,而不設資產審查只會帶來一次過額外支出約300億元,相對於6,000億元財政儲備,政府是綽綽有餘。如果政府從善如流,不但全港長者可即時受惠,還可向社會清楚表達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的決心(pre-commitment),有助凝聚共識,令計劃推行更加暢順。

  可是政府只將精力放在資產審查,只將目光放在未來數年的財政開支,務求在五年任內不會出事,卻將難題推給下屆政府和下一代處理,不負責任,莫過於此。如果政府是認真處理退休保障問題,必須清楚交代:為甚麼單靠稅收支付會比預先儲蓄制度更加穩健?即使引入資產審查,如果稅制不變,是否可以應付人口老化高峰期的支出?我們的下一代會否面對一個兩難處境,要麼大幅加稅,要麼對長者貧窮坐視不理?

《工黨主席 李卓人》

二月 29 2012

  香港大部分貧窮家庭都有最少有一名在職家庭成員,「有工開唔代表有飯開」,如何解決在職貧窮問題,是整體扶貧策略的一個重要環節。有論者提出,協助在職貧窮家庭最有效的方法是設立負入息稅的制度。

  究竟甚麼是負入息稅呢?

  負入息稅的概念一點也不複雜,只要將徵稅制度倒過來就是了。按現時稅制,如果我們的收入超過某個水平(免稅額),就開始需要按某個百分比(稅率)繳稅;負入息稅剛好相反,如果我們的收入低過某個水平,不但不用繳稅,還可以從庫房按某個百分比領取補助。當然,以上只是一個最簡單的說法,不同國家的具體實施情況會複雜得多。

  一般認為,負入息稅較最低工資更有效針對在職貧窮問題。低收入和貧窮是兩個相關、但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以個人就業收入計算(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的標準是中位數的2/3),而後者則以家庭入息計算(通常是中位數的一半或六成)。一個中等收入的工人,可能需要供養多名家庭成員,因此被界定為貧窮;相反,一名低收入工人,可能因為其他家庭成員都有收入,因此不屬貧窮。

  香港的統計數據顯示,每六至七名低收入工人中,只有一人屬貧窮家庭成員;換言之,大部分最低工資受惠者,都不是在職貧窮的工人。負入息稅則是根據家庭組成和收入發放,幾乎所有受惠者都是在職貧窮家庭。當然,最低工資的目的除了扶貧外,還包括工作尊嚴的考慮;而OECD的分析亦指出,如果只有稅務補助而沒有工資下限,工資可能會被壓低,變相以公帑資助僱主,最低工資因此仍是扶貧政策不可或缺的工具。

  香港其實亦有針對在職貧窮的收入補助制度,就是低收入綜援,但相較稅務補助,有兩個明顯缺點。首先,如果受助家庭的每月收入超過4,200元,受助人多賺一元,援助額就會相應被扣減一元,令受助人完全沒有經濟誘因增加收入。

  稅務補助的另一個優點,是由稅務局負責執行,行政費用相對較低。由於所有在職人士都需要報稅,領取稅務補助佔合資格家庭的比例一般高達七至八成。在香港,大約只有一成在職貧窮家庭,有領取低收入綜援。

  既然目前的低收入綜援問題多多,政府又會否考慮設立負入息稅呢?答案是「一字咁淺」,因為「得個錢字」。雖然稅務補助的行政費用很低,但補助支出卻十分高。英國2004至05年度稅務補助的總支出達158億鎊,相當於生產總值的1.3%。如果香港實行負入息稅,估計每年經常支出接近100億元,以近年財政預算每年只肯增加經常開支大約數十億元來看,除非政府改變保守的財政哲學,否則要成功爭取,相信仍是遙不可及。

《工黨主席 李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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