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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 Tagged ‘罷工’

八月 31 2013

原刊於信報論壇:http://forum.hkej.com/node/104845

梁振英去年「競選」特首時,在其政綱「行其正道 穩中求變」中有關人口及人力資源的章節中提到:「成立專責委員會,包括政府、僱主和僱員代表、學者和社會人士,共同研究推動標準工時立法工作及涵蓋範圍,關注僱員超時工作的情況和安排。」

梁特首在第一份施政報告中也確提出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但就表明委員會沒有就立法設前提及方向。由是政綱中的「共同研究推動標準工時立法」中的「推動」及「立法」兩個核心概念就被梁特這名善於語言偽術的政客所消滅了﹐而委員會亦隨即變成「共同研究標準工時」的研究學會。

研究再研究

上月底勞工及福利局表示標準工時委員會下會設「工時諮詢」及「工時研究」兩小組,會於明年年底向委員會提交報告。而委員會將委託顧問進行專題調查,預料今年內可完成招標工作,最快明年第三季得出初步數據。委員會亦會在明年第一至二季,在行業、職業或地區層面,進行第一輪公眾諮詢,到2015年首季才進行第二輪諮詢。如此一來,諮詢後再研究,研究後再諮詢,透過這種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標準工時又可再拖兩年,將立法爭議又再延後。

讀者可能會問,像標準工時這樣影響廣泛的政策,推行前先做好研究及調查不是應份的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但筆者要提醒大家,其實早於2012年底,勞福局已發表過一份共三百頁的「標準工時研究報告」,報告雖然充斥傾向性,並以工時立法對經濟發展影響作為主軸,但仍不得不承認全港281萬名僱員中有23%人曾超時工作,當中近半並無補水。如今研究後又再研究,不是為了「揼波鐘」還為甚麼?

再者,委員會最近表示新設的「工時諮詢」小組最快今年底開展公眾諮詢,務求全民參與,讓諮詢做到幾乎等於「全民投票」。但語音未落,小組主席梁籌庭即指出委員有共識暫只作一輪諮詢,2015年向委員會提交報告。一輪諮詢就等於「全民投票」?況且,若政府是有誠意廣納意見的話,何解將香港其中一個有代表性的工會職工盟排除在外呢?這不禁又使人生疑,委員會未來兩年的諮詢及研究會否又是梁特的另一場「自己友玩晒」的「摺櫈騷」﹗

梁特始終怕商界

梁振英部署「競選」前後,先擺出一副關心基層疾苦的姿態,以突顯對手唐英年財團背景的形象,搏取基層支持。但他上任後的種種表現,例如在持續50天的碼頭工人罷工中噤若寒蟬,以至對標準工時立法拖得就拖的態度,不禁讓人聯想梁振英始終忌憚一線大財團。況且,即使在梁營中間,事實上也有財團老闆如陳啟宗等人,梁也要好好給他們交待吧﹗

說到底,社會政策始終也離不開政治體制的構成。若然未來的特首仍然由1200人的小圈子選出或必須經這小圈子提名後才可「被普選」的特首,終難避開大財團對其施政的制肘,並繼續以經濟發展為名保住財團利益為實的前題下,窒礙社會向前發展及普羅大眾的福祉。

標準工時立法的問題是關乎數十萬個打工家庭的生活事宜——他們有否足夠的休息時間免於精神疲累、有否健康的體魄免受工傷、能否騰出時間陪伴家人或親子、能否工餘進修拓展前景,以至有否足夠的空餘參與社會事務等等,都與標準工時能否立法有關,這不單是經濟能否繼續發展的問題,而是香港的國民幸福的大事。冀梁班子不要重蹈前任覆轍,在社會發展問題上含混過關,磋跎歲月﹗

工黨秘書長 譚駿賢

五月 17 2013

大家好,我是工黨立法會議員張國柱,我這次跟大家談談我們身處香港的目前情況。

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曾經說:「我們的『共同家園』就是『這個世界』本身,我們的命運是相同的,如果話,某一個地區只係想著自己「繁榮安定」,而身邊的世界都是「饑荒處處」的話,這個地區的繁榮,其實是不可能的。」「戈爾巴喬夫」以他「超越时代」的視野,結束全球為時差不多「半個世紀」的冷戰,完成了一個「歷史的偉業」,成為一個20世紀的偉大人物。他當時講的,當然是針對當時全球的形勢,是在呼籲各個國家必需「互相關顧」。但這種視野,何嘗不是我們香港今時今日「身在高位者」自己必需擁有的。我借用戈爾巴喬夫的說話演繹:「我們的共同家園是香港本身,我們的命運是相同的,如果說,商界只想著自己繁榮昌盛,而身邊的普羅市民都是貧困無助、流離失所的話,它的繁榮是不可能的。」要知道香港各界是一個整體,「一榮俱榮,一敗全敗」。

這個多月以來,「碼頭工人」的工業行動引起全港市民的支持,「市民的捐款」達到800多萬元,在香港是「史無前例」的。事件很清晰的告訴我們:市民對香港的「財團營商環境」很不滿,工人——白領也好,藍領也好,已經成為「財團及壟斷企業」的「集體受害群體」。在「碼頭工人罷工」事件裏面,很明顯看到,資方對工會「組織工人爭取權益」的天職,非常反感。這種態度,完全暴露了香港財團那種「財大氣粗」,以「強橫資本」壓榨工人的勢態,雖然,他們都穿起筆挺的西裝,但所作所為,仍然像「活生生」的一個十八世紀、「手握皮鞭的煤礦主」一樣,完全表現出對「現代商業社會」的「落後與無知」,結果不單為企業製造了「公關災難」,更加成為「國際社會的笑話」。其實,一個社會的「工會發展」是否完善,工人「是否『有話語權』 」,已經是很多國家和地區「營商環境」的重要一面。今日的歐美社會,都強調所謂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化」,例如更多的小市民集資「自辦企業或合作社」,員工「參與企業的管理」,企業注重「職業福利」及「職業安全」,而政府則致力完善「社會保障」及「福利政策」等等。

對於香港的中小企,我一直支持應該加強扶持,因為他們構成市場重要的部份。但我重申,單單「投放更多資源」並不能長遠幫助他們的「經營環境」。今時今日「中小型企業」最需要的,是免受超昂貴的租金壓制及「公平的競爭」,香港不要再出現「小店想賣平幾毫子一包即食麵」,都俾供應商「斷貨」的荒謬。所以盡速實施《公平競爭法》,才能長遠保證他們免被「強大資本」逼出市場的危機,亦是穩定、發展香港經濟的一個重要措施。

工黨立法會議員 張國柱

五月 14 2013

共同Common 工黨電子報第二期

共同

「我們不擁有它,但它屬於我們」 「共同」挑戰私有產權、商品化的邏輯,重新發展出一種歸屬感以及社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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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黨人物專訪

專訪張國柱和張超雄 張國柱和張超雄均曾擔當社福界的立法會議員,他們對談對社會福利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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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線

政府將會訂立貧窮線,當中公屋應否納入福利計算存在爭議。

對此,工黨主張應有扣除房屋開支前後的兩組貧窮線,反映地產霸權下的貧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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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09 2013

葵涌碼頭工潮經過工人長達四十日罷工後,以會員大會通過接納加薪方案而暫時告一段落,工會將其比喻為「半杯水」的勝利。雖然只有「半杯水」,但卻折射出香港不少勞資關係的問題。

今次工潮為回歸以來時間最長的罷工,猶勝○七年歷時三十七天的紮鐵工潮。工潮的發展跌宕起伏,由最初工友在碼頭內罷工,到資方成功申請臨時禁制令,以致工友需在碼頭外餐風露宿,最後工友移師至長江中心至今。工潮當中,資方一直態度強硬,兩度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禁止工友進入碼頭及在長江中心外留守,惟最後法庭分別確認工人能在工作場所履行糾察權及在私人管理的公共空間的示威權利。法庭的兩項判決均對日後工人罷工的權利及公民集會示威的權利影響深遠。

工會連結社運 此外,今次工潮堪稱為工運與社運連結的範例。工潮開始的第三天,由不同學生團體及民間團體組成的各界支援碼頭罷工後援會便宣告成立,協助罷工網上及社區的文宣工作;組織學生、婦女、基層支援罷工;合辦多次的打氣晚會及街站籌款;發起多場杯葛長和系商店以及狙擊李嘉誠、張建宗等活動。後援會成功把罷工的戰綫擴展至社區,引起更多市民聲討壟斷財團,反抗在不同生活層面進行的剝削。這些行動不單止沒有如一些人士或左派報章所言模糊了焦點,相反更讓工會能專注處理與資方的談判及凝聚罷工工友的共識。

政府助長資方氣燄 除了以上的成果外,工潮亦讓香港市民見盡香港社會作為經濟發達地區對工人權益保障的匱乏。不論碼頭工友一直以來經歷的辛酸,包括惡劣的工作條件、工業意外頻繁及長時間連續工作等,抑或資方在談判上蔑視工會及工人的表現,都凸顯了勞工及福利局和勞工署在監督工作場所及工業安全上的缺失,以及在介入工潮時的遲緩及軟弱無力。

作為主事問責官員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在工潮第二十六日才首次會晤工人,對於工人的職安健問題,竟表示需要先諮詢律政司意見。財團肆意剝削、「聲大夾惡」固然是源於其賺盡錢財、利潤最大化的思維,但是政府當局漠視不理的態度、顢頇無能的表現亦助長了財團的氣燄。

雖然工潮似將完結,但是維護勞工權益制度的改革仍是漫漫長路。香港社會必須吸取此次工潮的教訓,完善保障工人的制度及法例,包括檢討現時職安健、加強工作場所的巡查、監管外判制度、立法標準工時及集體談判權。不少研究均指出,香港八十年代勞工法例的立法、勞工保障的改善,得助於工潮的出現、七十年代後期來自英國工黨政府的壓力、英國團體及國際組織對勞工狀況的關注與批評。

自此以後,除了最低工資立法為一大突破外,其餘勞工保障便裹足不前。面對現時服膺自由市場放任自流邏輯的特區政府以及實行權貴資本主義的中國,只有依靠民間不同的力量, 包括工人、工會、市民及政黨在工作場所、社區及議會的工作, 才能夠逼使政府促進勞工的保障,改變香港倚靠剝削勞工的發展模式。

張超雄 立法會議員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五月 01 2013

 

大家好,我是李卓人,首次代表工黨於信報論壇寫文章,以後工黨會不定期在信博「工義長存」專欄內跟各位見面,分享一下我們的看法。

今日適逢五一勞動節,我想討論貨櫃碼頭工潮最為貼切不過。

貨櫃碼頭工潮持續超過一個月,至今仍未有解決跡象,究其原因,是問題的始作俑者香港國際貨櫃碼頭(HIT)一直拒絕與工會談判,而政府亦沒有履行國際勞工公約的責任,積極遊說HIT參與談判。

工潮一開始,HIT董事總經理嚴磊輝已辯稱,罷工工人是外判商的僱員,跟HIT沒有僱傭關係,他們的薪酬待遇與HIT無關;而和黃集團董事總經理霍建寧亦強調,集團只佔HIT母公司和記港口信託(HPH Trust)兩成七股權,企圖淡化和黃的角色。

霍大班的講法明顯是避重就輕,雖然和黃只持有HPH Trust兩成七股權,但HPH Trust的信託管理人,正是和黃全資附屬公司Hutchison Port Holdings Management Pte. Limited (HPHM),負責管理HPH Trust的業務,和黃因此難以置身事外。至於嚴磊輝聲稱外判工人工資與HIT無關,也是不符事實。HIT在3月26日發出新聞稿,指公司與四十多名外判商及其員工舉行會議,並引述嚴磊輝稱,HIT管理層今年初已與外判商積極商討,計劃於7月份公布薪酬增加約5%,證明HIT一直有參與釐定外判工人的薪酬待遇。

工會要求直接與HIT談判並非無的放矢,按照國際勞工標準,勞資談判並非只限於有直接僱傭關係的雙方,工會有權選擇合適的談判對象,而國際勞工組織(ILO)就指出,涉及外判工人的勞資糾紛,工會跟「主要僱主」(“principal” employer)直接談判,是有效及符合國際勞工公約的做法。

外判服務對工人待遇和勞資關係制度帶來嚴重衝擊,對工會與直接僱主的集體談判構成極大障礙。首先,不少外判商只服務單一客戶,本身也沒有很大議價能力,如果「主要僱主」不參與談判,並在有需要時更改外判服務合約條款,外判商或難以滿足工人的訴求。以今次碼頭工潮為例,高寶和永豐兩家外判商的唯一或主要客戶就是HIT,他們都暗示「如果HIT唔加錢,我哋都加唔到畀工人」。究竟是外判服務條件苛刻,抑或是外判商從中剝削?只有HIT參與談判,才可找到答案。

其次,即使有個別外判商跟工會簽訂集體協議,承諾改善員工的薪酬待遇,但在價低者得的遊戲規則下,亦可能無法跟其他外判商競爭,因而喪失外判服務合約。更有甚者,「主要僱主」更可能會報復,拒絕跟工會簽訂集體協議的外判商續約,令工會和個別外判商的集體談判成果形同虛設。

針對外判服務對集體談判構成的障礙,ILO建議工人組織尋求與「主要僱主」展開談判和達成集體協議,並透過「主要僱主」與外判商的服務合約,確保外判商履行集體協議的條款。ILO同時指出,採取適當措施促成工會與「主要僱主」談判,是各國政府履行國際勞工公約的責任。碼頭工潮一個多月以來,勞工局長張建宗只公開勸喻工會跟個別外判商談判,卻從未要求HIT參與談判,明顯是偏幫大財團,沒有履行公約責任,實屬失職。

和黃及HIT態度強硬,政府斡旋不力,罷工工人和支持者只好透過不同社會行動持續向資方施壓,逼使HIT跟工會談判。和黃及HIT與其指摘工會「做佢世界」,不如與國際勞工標準接軌,及早與工會展開談判解決爭議,避免出現兩敗俱傷的局面。

工黨主席 李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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