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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 Tagged ‘財政預算’

二月 29 2012

  香港大部分貧窮家庭都有最少有一名在職家庭成員,「有工開唔代表有飯開」,如何解決在職貧窮問題,是整體扶貧策略的一個重要環節。有論者提出,協助在職貧窮家庭最有效的方法是設立負入息稅的制度。

  究竟甚麼是負入息稅呢?

  負入息稅的概念一點也不複雜,只要將徵稅制度倒過來就是了。按現時稅制,如果我們的收入超過某個水平(免稅額),就開始需要按某個百分比(稅率)繳稅;負入息稅剛好相反,如果我們的收入低過某個水平,不但不用繳稅,還可以從庫房按某個百分比領取補助。當然,以上只是一個最簡單的說法,不同國家的具體實施情況會複雜得多。

  一般認為,負入息稅較最低工資更有效針對在職貧窮問題。低收入和貧窮是兩個相關、但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以個人就業收入計算(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的標準是中位數的2/3),而後者則以家庭入息計算(通常是中位數的一半或六成)。一個中等收入的工人,可能需要供養多名家庭成員,因此被界定為貧窮;相反,一名低收入工人,可能因為其他家庭成員都有收入,因此不屬貧窮。

  香港的統計數據顯示,每六至七名低收入工人中,只有一人屬貧窮家庭成員;換言之,大部分最低工資受惠者,都不是在職貧窮的工人。負入息稅則是根據家庭組成和收入發放,幾乎所有受惠者都是在職貧窮家庭。當然,最低工資的目的除了扶貧外,還包括工作尊嚴的考慮;而OECD的分析亦指出,如果只有稅務補助而沒有工資下限,工資可能會被壓低,變相以公帑資助僱主,最低工資因此仍是扶貧政策不可或缺的工具。

  香港其實亦有針對在職貧窮的收入補助制度,就是低收入綜援,但相較稅務補助,有兩個明顯缺點。首先,如果受助家庭的每月收入超過4,200元,受助人多賺一元,援助額就會相應被扣減一元,令受助人完全沒有經濟誘因增加收入。

  稅務補助的另一個優點,是由稅務局負責執行,行政費用相對較低。由於所有在職人士都需要報稅,領取稅務補助佔合資格家庭的比例一般高達七至八成。在香港,大約只有一成在職貧窮家庭,有領取低收入綜援。

  既然目前的低收入綜援問題多多,政府又會否考慮設立負入息稅呢?答案是「一字咁淺」,因為「得個錢字」。雖然稅務補助的行政費用很低,但補助支出卻十分高。英國2004至05年度稅務補助的總支出達158億鎊,相當於生產總值的1.3%。如果香港實行負入息稅,估計每年經常支出接近100億元,以近年財政預算每年只肯增加經常開支大約數十億元來看,除非政府改變保守的財政哲學,否則要成功爭取,相信仍是遙不可及。

《工黨主席 李卓人》

二月 01 2012

  財爺今日發表任內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中產市民最關心的,相信不是今年會否退稅,而是退多少稅。多個政黨和團體都要求政府退稅,理由是中產「有交稅、無福利」,退稅可以減輕中產的生活負擔。我認為香港中產市民生活壓力大是事實,但「有交稅、無福利」則值得商榷。

  政府統計處根據2006年人口普查的資料,將全港家庭按其每月入息由低至高排列並分成十個等分,分析稅務和福利對不同收入階層的影響,得出的結果頗為「有趣」。

  先說稅務。市民除了需要繳交薪俸稅外,每個住戶亦需要繳交差餉,部分住戶更需繳交地租。一如所料,第十等分(即入息最高的一成家庭)繳交的稅款最多,平均每月12,000多元,而他們繳付有效稅率(即稅款除以入息)為11.1%,亦是十個組別中最高。出奇的是,有效稅率第二高的階層,竟然是第一等分(即收入最低的一成家庭),有效稅率高達10.1%,原因是該組別比較多擁有自住物業的退休家庭,因此差餉和地租支出佔他們的入息一個相對高的比例。如果我們將中產階層定義為第七至第九等分,他們繳交的有效稅率分別為2.2、3.1及5.3%,遠低於第一和第十等分。

十等分組別每月平均繳付稅款及福利轉移 (2006年) (單位:元)

  至於福利轉移方面,統計處只包括教育、醫療及出租公屋的實物形式福利(以現金支付的福利,例如綜援,已計入住戶的入息);教育和醫療按公帑支出計算平均每月轉移金額,而出租公屋則以私樓租金差額計算。各個十等分家庭平均獲分配的福利轉移金額可參閱附表。

  將每個等分家庭獲分配的福利轉移,減去繳交的稅款,可以得出每個等分的淨轉移。第二至第五等分所得的淨轉移最多,平均每月有三千多元;而中產階層(第七至第九等分)的淨轉移亦為正數,即獲分配的福利轉移多於繳付的稅款。

  中產市民的觀感跟統計數字有落差,可能有兩個原因。首先,統計數字是平均數,並不代表同一等分中每個家庭都獲得福利轉移,例如沒有家庭成員修讀政府資助課程,就沒有教育福利轉移。其次,中產家庭獲得的福利轉移只佔入息一個很低的比例,以第九等分為例,淨轉移相當於入息的0.3%,感覺自然是似有若無。

  上述分析希望可以帶出兩個討論話題。第一,中產階層生活壓力大,並不是因為需要支付基層市民的福利,基層和中產可能都是地產霸權的受害者(雖然兩者面對的困難不盡相同)。第二,如果要讓中產市民獲得較好的福利保障,現行的稅收和支付形式需要根本改變,例如改以社會保險形式融資,而福利轉移則跟收入和供款掛勾(當然社會是否接受這一套就另作別論)。

《工黨主席 李卓人》

一月 18 2012   香港連續第18年獲美國傳統基金會評選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我們的財金官員特別重視這類排名榜,除了「大市場、小政府」意識形態相近外,另一重要原因,是香港又贏了我們的假想敵-新加坡。正當財爺沾沾自喜地接受這項「殊榮」時,我們不妨問一問:經濟最自由是否就是最好?   不錯,籠統地說,經濟自由有助促進經濟發展,自由度排名與人均產值(經購買力調整,下同)有正面的相關性。不過,經濟最自由並不代表經濟最發達;自由度並不是經濟表現的唯一決定因素,否則香港應該是全球最富有的經濟體了。   仔細分析自由度排名榜,不難發現所有人均產值比香港高或與香港相若的經濟體,都獲基金會評為「自由」;換言之,當一個經濟體達到「自由」的門檻,再高的排名已對經濟產值沒有明顯幫助,特區政府致力維持最自由的寶座似是捉錯用神。   跟其他先進經濟體比較,香港自由度評分較高,主要因為政府開支規模較細。美國、英國、德國、丹麥、瑞典和日本的生活水平都比香港高,但這些國家在政府開支規模的平均得分只有26分,其中丹麥更是「食蛋」,而香港的評分則有91分。由此可見,增加政府開支不一定有損經濟,甚至可以說,適當地增加開支可能有助繁榮,而事實上如果將公帑用於教育等社會投資,對經濟持續發展肯定有正面作用。   經濟最自由既不是最富有,也不是人類發展的最有效途徑。   聯合國每年編制「人類發展指數」,這是一個比人均產值更全面的發展指標,香港去年的排名是第13位。如果將人均產值排名減以人類發展排名,香港的得分是-4,這個赤字意味我們沒有將經濟潛力充分地轉化為市民的福祉。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度排名第二的新加坡,也有同樣的「人類發展赤字」。新加坡的人類發展排名是第26位,「人類發展赤字」是-22。經濟自由排名的冠亞軍都出現「人類發展赤字」絕非偶然,成因就是兩地管理經濟的方式,其中有兩個共通點尤其重要。   首先是社會投資不足。以教育為例,香港和新加坡政府的教育開支,分別只佔生產總值的3.3%和2.8%,而美國和瑞典則分別有5.5%和6.7%。其次是兩地的貧富差距極為嚴重,而且不斷惡化。在最先進的經濟體中,香港的貧富懸殊最為嚴重,而新加坡則緊隨其後。   財爺正為其任內最後一份財政預算趕工,希望司長可以認清目標:我們毋須跟新加坡爭奪經濟最自由錦標,因為最自由不是經濟和人類發展的最有效途徑,而繼續緊縮政府開支亦不會令經濟更快和更健康地發展。如果政府增加社會投資,促進不同階層和社群的發展機會,將會有助香港的永續發展,對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都有莫大裨益。 《工黨主席 李卓人》
一月 04 2012

  財爺將於下月一日發表任內最後一份財政預算,坊間估計今年盈餘將連續第二年高達700億,面對庫房水浸,相信政府屆時又會再次提出一次性派糖措施。財爺現時最關心的,或許是如何避免重蹈去年派糖派出禍的覆轍,但我認為政府最需要處理的,是如何理順香港的公共財政:為甚麼「一次性」的退稅和免差餉措施,會變成每年財政預算的指定動作?為甚麼庫房連年錄得巨額盈餘,政府卻說沒有餘錢改善教育、醫療、安老等社會服務?

先跟政府算一算賬:

  連續7年錄得財政盈餘:2004 至 05年度起的七個財政年度,庫房每年均錄得財政盈餘,累積盈餘超過3,200億元,是2010至 11年度政府經常開支的1.4倍;

政府收支差距有不斷擴大的趨勢

  政府收支差距不斷擴大:從經營收入及經常開支,佔生產總值百分比的5年移動平均數可見,政府收支差距有不斷擴大的趨勢,經常開支佔生產總值百分比,由2000至04年度的15.1%下降至2007至11年度的12.9%,而同期經營收入佔生產總值百分比,則由13.1%上升至16.6%,香港可能已出現結構性盈餘;

  政府每年抽走生產總值1%:以更長時間分析,自1997至98年度起的15個財政年度,政府收入總額佔生產總值為18.7%,同期政府開支總額佔生產總值為17.6%,兩者相差1.0%;香港大部分財政儲備用來購買美債,換言之,特區政府變相以市民的錢支付美國政府的開支。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可能有結構性盈餘,並不是因為政府抽多了市民和企業的稅款。1991 至 97年,薪俸稅佔上年度僱員報酬是5.8%,回歸後是4.8%,同期利得稅佔上年度經營盈餘總額分別是11.2%及10.1%;簡言之,回歸後市民和企業的稅務負擔是減輕了。

  特區政府每年有相當於生產總值1%的盈餘,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回歸後印花稅和財政儲備投資收益遠高於回歸前,每年收益平均多了約生產總值的2%;其次是唐英年擔任財爺時大幅削減政府經常開支,而曾俊華上任後仍蕭規曹隨,現時經常開支佔生產總值百分比,已差不多回復至1990年代初的水平。

  政府和商界經常指,香港奉行低稅率政策,無法支付民主派提出的社會服務建議。不過,從現時政府財政狀況分析,政府即使不加稅(甚至可以在有需要時退稅和免差餉),仍有足夠財力額外增加相當於生產總值1%的經常開支(即約200億元),足以支付社會已有廣泛共識的民生訴求,包括推行15年免費教育、在中學實施小班教學、增加大學資助學額、增加護理安老院和殘疾院舍宿位、設立照顧者津貼、提高長者醫療券金額至每年1,200元,以及補助殘疾僱員最低工資差額。

  在不增加經常開支的緊箍罩下,面對庫房水浸,官員和政黨只好在一次過措施上動腦筋。不過,這些「綽頭」只可以贏得一時掌聲,卻沒有長遠效益。如果政府繼續盲目追求「大市場、小政府」,以為政府愈小愈好,不斷緊縮開支令公共服務倒退,結果只會是「官富民窮」,肥了庫房,苦了市民。《工黨主席 李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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