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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黨就《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研究報告的立場書
八月二十日周永新教授及其團隊提交了《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研究報告予扶貧委員會，對各項退休保障的建議帶來的影響作出研究，並提供科學和客觀的數據。工黨對此表示歡迎及感謝周永新及其團隊付出的努力。
工黨贊同報告的結論，即建議政府必須慎重考慮設立給予全港長者一種定期發放的老年金，並視之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應享的權利，作為保障年老生活的支柱 之一。此外，工黨對報告亦有以下回應：
審查制度無補於事 政府不能坐視不理
從報告中「各方案的可承擔性比較」的表格，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縱使政府沒有任何改善措施，繼續現行制度，到了2041年老年人口高企時，政府仍要承擔485億（2013年價格）。假如政府採取民建聯或新民黨的方案，在綜援和長者生活津貼外，多設一層設有資產審制度，政府同樣難以承擔。
報告中便指出「長遠而言,因多層退休保障方案由政府承擔全部開支,所 以到了 2041 年,政府在民建聯方案的總支出是 689 億元,新民黨是 604 億元(建議方案從 2013 年至 2041 年間的每年平均額外開支分別為 153 億元及 81 億元)。因此,民建聯和新民黨的多層退休保障方案較全民劃 一金額、免審查方案,整體上會給政府帶來更大財政承擔壓力。」
改善強積金並不能解決問題
社會上有意見反對任何全民退休保障方案，認為改善強積金便能解決現時老人貧窮的問題，工黨對此絕不同意。報告中便明確指出：
未有受僱記錄及 工作不穩定的市民未能得到強積金的保障；
強積金於 2000 年底開始 供款,現今退休的僱員拿到的強積金平均數額約 25 萬元;而數以十 萬計的低薪人士取回的強積金只有數萬元,部分更因「對沖」剩餘無幾,強積金對這部分受僱人士缺乏保障退休生活的作用；
及未來十年的退休人士「年輕工作期間多從事製造業及低技術服務業,收入偏低和儲蓄有限,加上 家庭負擔一般較重,而到他們退休時能夠領取的強積金,估計一般不會超過 50 萬元；
尤其眾多婦女在背後照顧家庭不能外出工作，在強積金下，保障極有限。
公眾諮詢 支持全民退保
此外，報告中指出，「公眾諮詢收集得來的意見,普遍希望盡快推行一個全民、免審查、劃一金額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工黨認為政府須正視公眾諮詢的結果及研究報告的建議，立刻就如何設立全民退休保障作出諮詢，讓公眾能討論怎樣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最能切合香港的需要。
總結而言，工黨認為政府既然委託了周永新及其團隊研究《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並且得出了結論，便需要正視公眾諮詢的結果及研究報告的建議，即時確立推行全民退保的方向，並就如何推行作出諮詢，在特首施政報告中宣佈實施全民退休保障的方案。林鄭月娥作為扶貧委員會主席，在回應周永新報告時，顯得毫無承擔，表示全民退保議題複雜，在社會未有共識前，不能硬推，只是推卸責任，將退保問題的解決拖延下去。
人口老是不爭的事實，問題拖延下去，只會陷未來政府於不義，不是大幅加稅承擔開支，大大加重未來就業人口的負擔，就是妄顧長者民生，任其自生自滅。工黨要求特區政府承擔責任，人口老化無可避免，早日規劃全民退休保障才是「王道」。
聯絡：工黨秘書長 郭永健（電話：9041 4709）
圖片下載：
http://goo.gl/HZZpE2
原文刊於：http://forum.hkej.com/node/106191 上星期六（九月二十八日），政府公布香港首個貧窮線及《2012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採用相對貧窮的概念，水平定於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過往幾日，公眾的討論均圍繞政府會否推出相應的福利措施來減低貧窮人口，政府亦回應「貧窮線不會衍生福利主義」等。
貧窮線訂立後，全港710多萬人中，百分之19.6，即是131.2萬人屬於貧窮。在扣除市民繳交的稅項，又將他們受惠的現金福利，包括綜援、生果金、交通津貼等計算作入息，貧窮人口便會減至約102萬人。
前者我們可以視之為社會初次分配的情況,後者可視之為二次分配後的成效。初次分配意指勞動者出賣勞力所得的薪酬、資本家所得的利潤及資本或土地擁有者所得的租值在。二次分配即是政府經各樣稅項、福利的政策,把社會上的財富重新分配。
在職貧窮情況嚴重
對於初次分配，即使政府不斷強調香港市民應自力更生，不要依賴社會資源，但殘酷的事實是，香港的在職貧窮情況嚴重，政府在《報告》中亦不得不承認。貧窮住戶中的在職住戶有20.5萬戶，共有70.2萬人，分別 54萬貧窮戶中的38﹪及佔131.2萬的貧窮人口中的53﹪。在他們在職的就業人數中，有76﹪為全職工作者。
從此可見，即使訂立了最低工資，在職貧窮的情況仍然嚴重。以上的情況除了可歸咎於最低工資的水平過低外，還有勞動者欠缺議價能力，包括集體談判權及工會權利的各樣保障，造成勞動者即使付出勞力仍陷於貧窮。
雖然政府在《報告》中表示「統計上貧窮人口永遠存在」，但假如政府能改善初次分配的情況，低收入住戶的入息增幅高於中位數的增幅， 即使社會上所有住戶的收入有所增長使中位數以及貧窮線增加， 貧窮人口亦會減少。
二次分配成效不彰
雖然經過恒常現金的政策介入，貧窮率由19.6%減至於15.2%，減少了4.4﹪，但相對經合組織的國家，仍遜色不少。根據經合組織2010的數據為例，經恒常現金的政策介入後，芬蘭的貧窮率由32.2%減少至7.3%，減少了24.9%,即使減幅最少的國家以色列，亦減少了7.1%。香港經過恒常現金的政策介入的貧窮率與33個經合組國家比較，亦在最高貧窮率之列。
以在職貧窮為例，政府在二次分配上亦未能改善貧窮的情況。經過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在職的貧窮住戶數目仍有15.67萬戶，人口亦只下降了16.5萬，達53.8萬人，佔有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102萬貧窮人口中的53﹪。即使在職的貧窮住戶領取綜援，仍然有1.3萬戶未能因此脫貧。值得一提是，即使領取了綜援，他們當中仍有10.2萬個住戶陷於貧窮線之下，反映綜援並未能有效幫助市民脫貧。
多管齊下 訂立滅貧目標
要有效做到滅貧的效果是可能的，問題在於政府有否決心，訂出具體的滅貧目標，從而透過不同政策去現實。
工黨建議梁振英尚餘的四年任期內，應以減少一半貧窮人口作為目標，即是將貧窮率降至7.5﹪，將實際貧窮人口在四年內減少一半，即降至50萬人。
要達至目標，需推行下列各項政策，包括：
- 提升最低工資及一年一檢；
- 加強推行課餘託管計劃，協助婦女就業；
- 放寬單親家庭領取綜援的資格;
- 加強課外活動及書簿津貼資助額；
- 推行低收入在職家庭入息補貼，減少在職貧窮；
- 檢討綜援援助水平； 設立基本生活保障線；
- 訂定租務管制法例，減少貧窮人口租住私人住宅的開支；
- 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全面改善長者貧窮；及
- 推行集體談判權，讓勞資協商收窄首次分配（即工資）的差距。
至於支持相關政策的公共財開方面，工黨建議每年增加200億經常性開支（詳見附件）及長遠推行稅制改革包括推行累進利得稅、資產增值稅、股息稅及重設富豪遺產稅等。
工黨副秘書長 郭永健
新聞稿
日前，政府公布香港首個貧窮線，採用相對貧窮的概念，水平定於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特首梁振英將之形容為香港扶貧的里程碑，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亦表示政府在減貧和防貧責無旁貸。可是，對於貧窮作為社會問題的現狀，兩者分別指出「滅貧是不可能」及「貧窮線採用相對貧窮概念，因此在統計上貧窮人口永遠存在。」
政府欠決心解決貧窮問題
關於前者，梁振英認為「財富差異存在於社會不同階層是必然的事實，這是一個相對的問題。要完全消滅財富差異以至貧窮問題是不可能的，亦不應該是我們的政策目標。」可是，財富差異與貧窮在概念上並不能完全等同，存在財富差異並不必然代表著較低收入的人士必然陷入貧困。在財富差異較小的社會中，可以是不少人均可享有尊嚴滿足的生活，收入較豐者則享有較豐裕的物質生活。先不論應否存在貧富差異，如果連貧窮問題亦沒有解決的決心的話，政府設立貧窮線的動機只會令人認為是舒緩矛盾而已。
至於林鄭月娥認為統計學一貧窮人口永遠存在一說更是荒謬。如果貧窮線以下的為之貧窮，假設住戶入息中位數不變，只要把他們的入息提升至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以上，統計上便沒有任何貧窮人口。以2012年一人住戶為3，600元的貧窮線為例，只要所有入息在3600元以下的住戶增加入息至3600元至7200元，中位數仍舊為7200元，但在中位數的一半即3600元以下便沒有存在任何住戶，即貧窮住戶為零。即使中位數有所上升，只要貧窮線下的住戶收入增幅大於中位數的升幅，貧窮人口便能減少。
在職貧窮情況嚴重
貧窮住戶中的在職住戶有20.5萬戶，共有70.2萬人，佔131.2萬的貧窮人口中的53﹪。在他們在職的就業人數中，有76﹪為全職工作者。從此可見，即使訂立了最低工資，在職貧窮的情況仍然嚴重。以上的情況除了可歸咎於最低工資的水平過低外，還有勞動者欠缺議價能力，包括集體談判權及工會權利的各樣保障，造成勞動者即使付出勞力仍陷於貧窮。
在二次分配上，政府亦未能改善在職貧窮的情況。經過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在職的貧窮住戶數目仍有53.75萬戶，人口亦只下降了16.5萬，達53.8萬人，佔有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102萬貧窮人口中的53﹪。即使在職的貧窮住戶領取綜援，仍然有1.3萬戶未能因此脫貧。此外，即使領取了綜援，他們當中仍有10.2萬個住戶陷於貧窮線之下，反映綜援並未能有效幫助市民脫貧。
訂定減貧目標才是正道
因此，政府的「滅貧是不可能」及「統計上貧窮人口永遠存在」等言論，無論是刻意傳達或概念出錯，均顯示出政府對扶貧的保守態度；加上其他諸如香港「不是「社會福利主義」或是「福利主義」」、「貧窮線與最低工資不應掛鈎」等，均旨在讓商界放心，政府並不會因設立貧窮線而影響他們任何的利益。但在貧富懸殊的香港，絲毫不影響商界的利益，真是能夠有減少貧窮問題嗎?
貧窮線訂立後，全港710多萬人中，百分之19.6，即是131.2萬人屬於貧窮。在扣除市民繳交的稅項，又將他們受惠的現金福利，包括綜援、生果金、交通津貼等計算作入息，貧窮人口便會減至約102萬人。
所以，要有效做到滅貧的效果是可能的，問題是政府有否決心，不要對商界時畏手畏尾，並訂出具體的滅貧目標，從而透過長、中及短期政策去現實。
四年減少一半貧窮人口
工黨建議梁振英尚餘的四年任期內，應以減少一半貧窮人口作為目標，即是將貧窮率降至7．5﹪，將實際貧窮人口在四年內減少一半，即降至50萬人。
要達至目標，需推行下列各項政策，包括：
- 提升最低工資及一年一檢；
- 加強推行課餘託管計劃，協助婦女就業；
- 放寬單親家庭領取綜援的資格;
- 加強課外活動及書簿津貼資助額
- 推行低收入在職家庭入息補貼，減少在職貧窮；
- 檢討綜援援助水平；
- 設立基本生活保障線；
- 訂定租務管制法例，減少貧窮人口租住私人住宅的開支；
- 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全面改善長者貧窮；及
- 推行集體談判權，讓勞資協商收窄首次分配（即工資）的差距。
至於支持相關政策的公共財開方面，工黨建議每年增加200億經常性開支（詳見附件）及長遠推行稅制改革包括推行累進利得稅、資產增值稅、股息稅及重設富豪遺產稅等。
工黨 2013年10月2日
參考資料：
工黨就2013-14年度財政預算案的立場
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督導委員會”)認為香港面對人口老化，人力需求可能令當局需要採取較進取的政策，所以把鼓勵結婚及生育列作重點方向， 今年9月便會發表諮詢文件。
其實， 政府在2002年已成立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專責小組”)， 專責研究未來30年的人口結構對香港社會經濟的影響。專責小組早在2003年已發表報告書，分析了香港人口的特徵與趨勢，關注到人口狀況、低生育率、人口持續老化、單程證計劃、人口老化對經濟的不良影響、家庭團聚及社會融合等問題， 但其後5年卻毫無進展。
到了2007年，政府又成立督導委員會，表明要制訂策略及實際措施，以期達到香港的人口政策目標。由2002年開始至今，11年已然過去， 但香港仍沒有一套全面的人口政策， 零星的工作只能做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而有的只是去年一個全新班底的督導委員會。這個督導委員會不再重提以前的優才計劃，改為提出鼓勵結婚及生育。對將於9月發表的諮詢文件， 我雖然審慎而不樂觀， 但由於督導委員會的領導人是“好打得”的林鄭月娥司長，我儘管翹首以待，希望司長能“做番齣好戲”。
人口對經濟造成的影響一般會滯後數十年，例如日本的生育率在1970年代初已開始低落， 但其對經濟的影響卻要待至1990年代才出現。有學者指出， 其他在1970年代開始出現低生育率問題的發達國家，亦是到了大約2010年才開始出現勞動力負增長的問題。在勞動力負增長出現前的三數年，便開始出現經濟危機。香港目前的生育率雖屬全球最低，但由於低生育率出現的時間較發達國家遲了數年，所以勞動力仍會繼續有數年的慣性增長，經濟暫時不會出現較大危機，但前景卻極不樂觀。
其實，香港人包括政府都明白這種滯後影響，而人口老化嚴重亦已談論多年，大家都知道在2031年後，將有四分之一人口屬65歲或以上的長者。但是，政府只是一股腦兒向財團利益傾斜，把社會福利開支封頂及壓低老人福利開支，而且不盡早制訂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當然，我們談論多時的長者政策，亦遲遲未有出現。希望林鄭月娥司長在9月發表諮詢文件時， 不要忘記這些問題的重要性。
政府鼓勵生育， 數年前曾蔭權鼓勵香港每個家庭生育3名子女的說法，已經淪為笑柄。市民在“捱貴租”、“買貴餸”、工時長、教育制度差的情況下，已變得毫無安全感，試問他們如何能夠貿貿然實行生兒育女這項十多二十年的計劃呢？ 希望政府在設計鼓勵措施時，不要單單從稅務優惠、補助金這些方向作出考慮。
新加坡在30年前已開始推行鼓勵生育措施， 每年投入近100億元作出補貼，但整體而言，這些鼓勵生育措施的成效極低，其生育率目前比香港還要低。香港基層市民的安全感，最根本是來自安居和樂業這兩方面， 要鼓勵生育， 便要先搞好基層市民的房屋及就業問題。值得關注的是有本土研究社早前指出，政府多年來在估算人口增長上經常出錯，而且有多無少，差幅更絕對不少，於是基於這些數據擬定的優化土地政策便往往離題萬丈，更被人懷疑是方便當局合理化地填海、收地、開路的陰謀。例如1998年曾估算到了2011年將有840萬人口， 但到了2011年年底， 本港人口只得710萬， 差幅幾達20%。我要求政務司司長在這方面嚴加把關，讓議員有合理準確的數字來審議諮詢文件。
立法會議員 張國柱
貧窮線的目的
工黨認為制訂貧窮線有以下三大目的，包括：
- 規範性：設定社會認可的最低基本生活標準，而迫使政府履行「包底責任」，令市民改善生活水平而脫貧；
- 工具性：設立一個量度貧窮的標準，作為監察貧窮狀況在不同時間的變化，以此衡量政府政策能否有效減少貧窮人口或降低貧困比率；
- 比較性：設立國際認可的量度貧窮的方法，以便與世界不同地區的貧窮狀況作對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