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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 Tagged ‘退休保障’

五月 10 2013

我是工黨立法會議員何秀蘭。首次跟大家見面,想和大家談談本港基層市民的貧窮情況。

香港貧窮越來越嚴重,當中有很多貧窮的成因,其實是由政府一手造成。從社會發展方向,以至各項主要政策,例如房屋、教育、勞工等政策,政府都在製造貧窮。自1997年,金融地產獨大,政府迷信四大支柱,製造業萎縮,基層、中產管理階層的就業機會也大幅縮減,造成M型社會。但政府沒有決心及早發展創意工業,繼續讓金融服務成為主流,香港越來越依靠外圍經濟,當外國有金融風暴,香港經濟體系容易受損,但往往復蘇的步伐又不及其他仍有龐大製造業為基礎的亞洲國家。另一方面,政府不敢投資社會、投資人材,只從緊縮開支入手;從2003年開始,政府緊縮開支,但經濟復蘇,政府收入回復正常,甚至大幅增加之後,當局仍然堅持200億減幅。

政府經常以「居安思危」為借口,不肯放手為社會投資未來,情況就如一個將要退休人士,抱著一筆退休金,不敢投資。然而,香港需要培育下一代,不能跟政府一樣退縮的。其實,這種退縮保守的態度會造成「自我應驗」(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情況:最害怕的事情不敢去做,結果害怕的事情便會發生。

政府有很多政策都正在製造貧窮,不少基層家庭收入追不上開支,是政府盲目相信小政府、盲目相信競爭,令基層更加無議價能力的惡果。以外判和最低工資為例:1999年金融風暴後,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將公共服務外判,本來很多有穩定收入的基層員工,月薪由11,000元減至6,000元,政府亦不監管外判商,不少基層員工收入實際只有四千多元,收入大減 2/3。好不容易通過的最低工資條例,政府要追加7億元撥款,補回當時工資與最低工資的差額,這就是政府造成的貧窮。政府帶頭剝削、也讓外判商有機會剝削基層工人。這7億就是政府政策剝削基層的證據。

房屋政策方面,在1999年推出167億置業貸款,令很多人成為苦業主。這就是政府但求託市的後遺症。停建公屋容易,但要重回正軌便困難,結果現在有22萬個家庭輪候上公屋,輪候期間以家庭六成以上收入租住劏房、棺材房等惡劣的環境。

另外,政府亦把教育的責任轉移去家長和學生,每年有6,000名合資格入讀大學的學生沒有津助的大學學位,而須自費攻讀學費高昂且無質素保證的副學位課程。此外,政府決定讓地鐵上市、領匯上市,均令市民生活開支大增。

政府每年派錢也不能消除貧窮,但應該集中資源投資房屋、教育、就業,幫助基層培育子弟,達到脫貧創富的目標。

社會是共依共存的,除了企劃和精密管理之外,企業須要大量基層勞工才可以創富,基層勞工付出勞力,卻只可換到微薄薪酬;勞工的家人負起照顧弱老的社會責任,政府為此省了不少公帑,但貧民年紀老去,喪失工作能力之後,便無可避免成為綜援戶。而政府一直任由勞工在不公平的市場中受欺壓,甚至以政策助紂為虐。

為彌補過去多項製造貧窮的政策,政府應盡快設立勞、資、官三方供款的全民退休保障機制,以全民共創的財富分擔扶老扶貧的責任。

工黨立法會議員 何秀蘭

四月 17 2013

工黨聲明

工黨支持爭取全民退休保障,亦認同「拉布」作為議會抗爭策略之一。 有議員提出在是次財政預算案以提出大量修訂案作為「拉布」方式,旨在延遲通過撥款條例,從而影響政府運作,以向政府施壓。 工黨決定不參與此行動。我們的決定是因應策略考慮,而非爭取目標的分歧。我們不希望公眾焦點轉移去「拉布」及憂慮「拉布」對民生的負面影響,而未能聚焦地爭取全民退休保障。

工黨曾經擔心,按一貫撥款程序,撥款條例若不獲通過,而立法會於三月通過的臨時撥款將在短期內用畢,屆時將可能出現政府因沒有財政資源支付各樣開支,此等情況將直接影響包括各項社會福利及津助金的發放,受影響者包括領取生果金的長者、傷疾津貼的殘疾人士及綜援金的基層市民等。

經資料搜集及向法律顧問查詢,撥款條例因「拉布」而未獲通過,並不涉及《基本法》第五十及五十一條的臨時撥款機制,而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七條,政府可在撥款條例通過前,以決議案方式,向立法會提出通過臨時撥款予行政機關;該條文並無限制批出臨時撥款的次數。故此,工黨敦促當局,不可以市民作為人質,並按條例的程序,有需要時啟動再次臨時撥款申請。

工黨認為,在不民主的議會制度,「拉布」是少數民主派抗衡不公義、不民主政府的最有效工具,但後果具殺傷力,不能輕易使用;在面對重大及迫切的議題,議員發動「拉布」,並獲社會大眾支持,可收裏應外合之效。 經仔細權衡各方面輕重,工黨在是次財政預算案將不提出修訂,但辯論期間,會積極發言表達對預算案的不滿,工黨最終亦會投票反對是份預算案。

工黨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六日

三月 14 2013

月薪三十七萬的財爺曾俊華自稱「中產」。他說自己喜歡看法國電影和喝咖啡,就是一般中產生活。我也以為自己是中產,最近的確看了一齣法國電影《愛》,但看後心情久久未能平復,實在很想鼓勵曾俊華也去看,讓他這個掌握財政大權的財神爺,能感受一下需要護理照顧的長者及照顧者所受的壓力和困擾。

《愛》的故事簡單而真實,敍述一對八十高齡的退休鋼琴老師夫婦,妻子突然中風,丈夫要負起照顧的責任,妻子不願意住老人院,但身體及精神每況愈下,丈夫仍忠心地盡力護理,並先後聘請了護士,但始終照顧得不算很周到,妻子曾表示不願活下去,在沒有出路下,最後丈夫親手把患了嚴重失智症並全癱的妻子殺死。

《愛》獲獎無數,包括今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女主角已有八十五高齡,是有史以來最年長獲提名最佳女主角的演員,故事是導演以家中的真人真事寫成的,其震撼力,正是來自畫面和故事的真實感。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階段,沒有人能完全控制;但為甚麼我們不能讓經歷這些生命變遷的人,可以得到適切的支援、盡量去減輕他們的痛苦,以至讓他們活得更有尊嚴?我們投資大量資源修橋補路、發展經濟,投資教育,卻不願意為體弱長者或殘疾人士提供適切的長期護理服務。若果法國或歐洲都出現這樣的情況,香港的問題一定更嚴重。

「居家安老」 原則模糊 電影《愛》帶出的困局,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有類似的經歷。長者因為中風、跌倒、或其他疾病入院,未曾完全康復已被醫院趕出來。若家人沒法或沒能力自己或請工人為長者提供個人護理,唯一的出路,就是入住私營老人院。津助的院舍有兩萬八千多人在輪候,今年《財政預算案》說三年內會增加一千七百個宿位,即平均每年不足六百個,絕對是杯水車薪;但私營老人院則立即有宿位,私院平均入住率只有約七成。在無可奈何之下,長者會被送入這些環境惡劣的私院,在那裏渡過人生最後的日子。

究竟香港有沒有長期護理政策?政府說有,但政策文件則一直付諸闕如。直至今年二月,因為立法會開了一個長期護理政策委員會,我們要求政府遞交政策文件,政府終於要以白紙黑字向公眾交代有關政策。可是,政策文件沒有對現況加以分析,亦沒有檢討現時服務的成效,更沒有預測未來在人口高齡化下的服務需要。文件只抽象地介紹了政策原則及羅列了現有服務。其中第一大原則,是盡量維持長者及殘疾人士在社區獨立生活。

奇怪了!若果目標是「居家安老」,那麼服務重點就明顯地要加強社區支援服務了。目前提供的日間護理及家居照顧服務名額,總共只有九千三百個,佔九十八萬六十五歲以上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九五(不足百分之一);全港私營連津貼院舍宿位卻有七萬五千多個,佔六十五歲以上人口的百分之七點七,院舍宿位比社區支援服務多了近八倍,體弱長者申請社區服務要排長龍,唯一出路是私院,這個現實又怎樣可能說是「居家安老」的政策呢?

《財政預算案》今年的新項目,是「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即所謂「錢跟人走」的嶄新資助模式。姑勿論這個模式是否有效,只看這個計畫只能服務一千二百名長者,就知道又是一個裝飾項目。當然,政府會說將來有機會恒常化和擴大。但這又會是多少年後的事?每年輪候院舍期間死亡的長者已是五千多人!究竟要幾多人死亡、幾多人在受盡年老體弱的折磨之後,我們的政府才會醒覺?

我誠意邀請曾俊華去看《愛》這部發人深省的法國電影,並在看戲後與他喝杯咖啡,好好檢討一下公共資源分配的優次,徹底地改善香港的長期護理服務。

張超雄 立法會議員 香港理工大學 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二月 14 2013

今天是大年初五,借此專欄祝《星島》讀者新年進步!還有兩周,財爺便會宣讀《財政預算案》,由於預計今年再度出現數百億盈餘,社會不少人均猜測屆時將會有其麼「派糖措施」。回顧曾蔭權年代,在○七至○八年度至一一至一二年度這五年間,單是由他經手派發的現金,包括稅務或差餉豁免,已共計有一千八百多億元。大部分人或以為「派糖」主要是派給低收入人士,如寬免公屋住戶租金一個月及綜援領取人士多發一個月津貼等。可是根據社會服務聯會的分析,一千八百多億元中,惠及低收入市民的只有約五百億元,但派發給擁有物業或收入較高的中產人士的則有千億元。但想深一層,中產人士可能只得一部分,因為大部分稅務減免如商業登記稅、物業稅、差餉等稅務寬減,相信大多已落入大財團的口袋中,貧富懸殊加劇是必然後果。

很多中產人士均認為自己「交稅多,福利少」。雖然從實際數字看來未必盡然,但不少人感覺只有付出,卻沒有生活保障。今天的中產家庭,最大的負擔莫過於置業。樓價和租金近年有如脫韁野馬,與年輕一代的負擔能力已全面脫軌,沒有上一代的眷顧,根本沒有置業的可能。為甚麼香港人會心甘命抵地窮一生之力,去買這個被地產商發水的蝸居?為甚麼我們容許政府縱容地產霸權、用壟斷及被扭曲的市場巧取豪奪?事實上,要在香港維持自己及下一代的中產地位,買磚頭是主要的途徑。

經濟分配不均難保生活質素 此外,香港經濟發展的分配不均,亦令我們收入的增長不能維持一貫的生活質素。過去十年間,整個「餅」已造大了逾三成半,但家庭收入卻沒有顯著上升,以國際水平而言,我們的家庭整體收入基本上是偏低。在這種環境下,我們既要供養下一代,希望他們能維持中產生活,就要面對龐大教育開支,為了裝備孩子,不少中產都拼命讓孩子入讀學費不菲的直資名校或國際學校,還把他們的課餘學習安排得密密麻麻。孩子進入大學或到外國留學時,負擔更重。

除了房屋和教育外,中產的醫療費也日漸高漲。今天的公共醫療還可以信靠嗎?若非有緊急生命危險,無論是急症室或專科服務的輪候期都非一般人可以忍受。所以不少中產家庭都會自購醫療保險。一般小毛病,公立的門診服務根本就不可能預約得到。牙科服務費之高,則更令一般中產家庭「牙痛咁聲」。再加上近年物價通脹加劇,中產根本就難以維持中產的生活方式。

可是在付出不斷加重的同時,工作的穩定性、薪酬,以及福利卻在倒退,更由政府鼓勵甚至帶領先行。例如在社會保障方面,過往在大公司或一般較具規模公司服務的員工,往往可在退休時享有職業退休計畫。當員工的服務年資達到某一年期,僱主不但以一比一,而是二比一甚至更高的比例為他供款,讓員工安享晚年。然而,在推行強積金後,這制度已告取消。大公司因而節省了一大筆金錢,政府取消了長俸制,資助機構也紛紛用短期合約制聘任員工。對於大財團,政府更容許他們進行壟斷。試看本地的公用事業,電力、煤氣、港鐵等,全都可以在賺大錢時不斷加價。

派福利不如建設公義社會 要根治這個問題,並非要派甚麼福利,而是要求有一個公平和公義社會。若我們繼續縱容地產商操控樓價、讓公用事業不斷肆意加價、把房屋、醫療、教育不斷產業化、私營化、強積金計畫亦逼大家九折支薪。凡此種種,皆造成了今天的「中產之痛」。所以,與中產人士利益對立的,並非是基層市民,而是向財團傾斜的政府,以及依靠壟斷牟利的大財團。

張超雄 立法會議員 香港理工大學 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一月 09 2013

  強積金自2000年12月起實施至今已超過12年,其成效一直備受質疑,其中最令一眾打工仔女氣憤的,是強積金投資回報未見突出,但收費卻貴絕全球,不斷蠶食打工仔女的血汗錢。

  2010年7月至 2011年6月期間,強積金的平均開支比率為1.74%,遠高於澳洲的1.21%、美國的0.83%和智利的0.60%。不要以為區區一點幾個百分點是小數目,以累積數十年供款計算,只要收費下調半個百分點,僱員的強積金戶口可以相差超過一成。舉例來說,假設每月供款1,000元,扣除收費後每年回報率為4.5%,40年後強積金戶口有大約134萬元,如果收費下降半個平百點,結餘即可增加超過18萬元至接近153萬元,增幅接近14%。由此可見,政府必須儘快採取措施降低強積金收費,包括立法設定收費上限,否則強積金只會淪為金融機構的提款機。

  不過話說回頭,即使降低收費,強積金仍有眾多制度性缺陷需要處理,當中最重要的兩項是強積金未能為低收入和非在職人士提供足夠退休保障,以及投資回報極不穩定,令打工仔女無從打算退休生活。

  針對第一項問題,我建議政府為低收入和非在職人士提供補助供款。多年前已有人提議,政府為毋須強制供款的低收入人士代為供款月薪5%。這建議的好處是支出有限,有較大機會獲政府接納。現時約有35萬名月入6,500元以下就業人士豁免強制供款,政府為他們供款每年涉及的開支少於10億元,以政府的財政實力可謂綽綽有餘。不過,這建議對入息剛超過6,500元的人士並不公平,他們不但沒有政府補助,更要強制供款月薪5%,令他每月可動用收入比入息剛低過6,500元的人更低。而這建議最大的缺點就是它的好處,政府支出有限,亦即對低收入僱員的幫助有限,代供款項可能只夠支付兩三年的退休生活。

  我認為較為可取的做法,是由政府補足(top up)低收入人士供款至某水平,例如每月800元,以月入10,000元的僱員為例,僱員每月強制供款為500元,政府的補助供款就是每月300元。至於不用強制供款的低收入人士,如果選擇自願供款月入5%,政府照樣補足至800元;以月入6,000元的僱員為例,如每月自願供款300元,政府就補助500元,否則政府只會代供月入的5%,即300元。這建議可令200萬名月入低於16,000元的就業人士受惠,粗略估算每年涉及開支約75億元,與特惠生果金的支出相若。如果政府可以未經深思熟慮即匆匆推行特惠生果金,這建議更值得政府詳細考慮。

  非在職人士方面,我建議採用配對形式提供補助。如果在職人士選擇為其非在職配偶開設強積金戶口並每月供款,政府可提供等額補助,上限為該在職人士月入的5%或500元,以加強對非在職人士的退休保障。由於未能掌握非在職配偶的資料,亦難以準確評估參與人數,現階段實無法計算建議的開支;如果假設有50萬非在職配偶參與,每年涉及的支出會在30億元以內。

  針對強積金未能有效分散投資風險的問題,我建議容許就業人士選擇將部分供款存放在外匯基金,每年回報率跟財政儲備存放在外匯基金的投資回報計算方法相同,即按外匯基金投資組合過往6年的平均投資回報率計算,並加入最低回報保證,確保每年的投資回報不低於外匯基金3年期債券在過往一年的平均孳息率。

  提供這個選擇的目的,不是因為外匯基金有較高回報,畢竟外匯基金首要考慮是維持港元匯價穩定,而非賺取最高回報。容許就業人士選擇將部分供款存放在外匯基金,最重要的考慮是回報較為穩定,可減低投資風險為退休生活帶來的不確定因素。自1994至2011年18年期間,外匯基金只在2008年因金融海嘯錄得投資虧損,平均每年回報有5.6%;相反,強積金實施的12年間,就有4個年度(由4月至下年3月)錄得虧損,截至2012年9月平均每年回報只有3.4%(外匯基金2001 – 2011年平均回報為4.5%)。

  如就業人士選擇將供款存放在外匯基金,由於建議回報率是以過去6年平均回報計算,已供款項和回報收益不可在退休前轉移至其他受託人,以避免「割禾青」,例如當牛市時將供款轉往其他股票基金賺取較高回報,當熊市時將供款存入外匯基金收取較高的6年平均回報(當然就業人士仍可選擇將新的供款投資在其他受託人)。此規定的另一好處,是避免強積金供款大出大入,可能影響外匯基金的管理。

  建議只容許將部分供款存放在外匯基金,其中一個考慮是分散風險。外匯基金並非沒有風險,一旦需要捍衛聯繫匯率或維持金融市場穩定,外匯基金是有機會嚴重虧損,雖然發生機會極低,但絕非零風險。另一個考慮,是避免強積金供款佔外匯基金資產的比例過大,如果只容許最多將一半供款存放在外匯基金,即每年最多約180億元,最高峰時強積金供款加回報,以現時價格計算,應不會超過5,000億元,低於現時財政儲備或外匯基金累計盈餘水平。如果金融海嘯以來外匯基金資產負責表暴漲數千億元,亦沒有令金管局無法應付,強積金供款的規模亦不會為金管局帶來大難題。

  有人擔心這建議會影響外匯基金的功能,但我認為這是過慮。首先,建議並沒有佔了外匯基金便宜,回報率按過去6年平均回報計算,長遠來說是打成平手,不會動用外匯基金的累計盈餘。其次,建議限制已存放外匯基金的供款不可轉移至其他受託人,金管局可以掌握提取強積金權益的時間和數額,不會對基金管理帶來難以解決的問題。其實,將強積金供款存放在外匯基金,跟財政儲備存放在外匯基金,性質上根本沒有很大分別,如果財政儲備存放在外匯基金有助維持匯率和金融穩定,實在看不到為何強積金供款存放在外匯基金會有相反效果。

《工黨主席 李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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