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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 Tagged ‘退休保障’

三月 14 2012   最新公布的2011年人口普查結果,進一步印證香港人口正急速老化,人口年齡中位數由2001年的36.7歲,上升至2011年的41.7歲。統計處早前發表的人口預測亦顯示,長者人口將由2009年的91萬人,急增超過一倍至2029年的接近210萬人。   社會已開始討論未來長者退休生活需要,例如民間團體近年積極爭取盡快設立全民退休保障,政府研究不同融資方案應付長者醫療需要,而房協亦籌建中產(富貴?)長者屋。雖然有關討論仍未有廣泛共識,但起碼官民都意識到問題的急切性。   不過,另一個與人口老化相關的課題-勞動人口減少卻沒有得到同樣的重視。人口預測顯示,香港的工作年齡(15至64歲)人口將會在2014年左右見頂,之後會緩緩下跌,由2014年的540萬人逐步減少至2029年的530萬人。不要以為減少區區10萬人不是大問題,由於人口持續增長和老化,工作年齡人口的百分比,將會由2009年的75%降至2029年的63%。   還有一點補充,就是上述人口預測是假設有一半「雙非嬰兒」會在21歲前返港居住,如果這批政府口中的「生力軍」返港人數較預期低,工作年齡人口減少的問題將會更嚴峻。   勞動投入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生產要素,工作年齡人口下降將會令經濟增長放緩甚至倒退;要扭轉這個情況,除了移民政策外,我們必須設法提高勞動生產力和勞動參與率。2001至2010年間,香港勞動生產力按年增加3.2%,如果要抵消勞動人口減少對人均經濟增長的影響,生產力增長需要提高大約一個百分點,政府有需要加大教育和人力培訓的力度。   另一個政策方向,是提高勞動參與率。2011年的勞動參與率較10年前下跌了1.7個百分點,這大概反映了年長退休人士比例上升的趨勢。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同期女性勞動參與率提高了1.8個百分點,但仍低於男性13.6個百分點。要進一步提高女性的參與率,需要處理性別分工的問題:照顧年幼子女仍然是女性(特別是收入較低女性)的職業絆腳石;如果這問題處理不好,提高女性的參與率只會帶來另一個難題-生育率下降,這正是我們過去十多年面對的問題。   提高勞動參與率的另一個可行方向,是鼓勵65歲以上長者繼續工作。過去數十年,港人健康狀況大有改善,不少長者仍有足夠體能應付工作,對長者來說,有一份全職或兼職工作,除了有個生活寄託,亦可紓緩退休收入不足的問題。   要鼓勵長者繼續工作有兩大問題要解決。首先是供求錯配:市場歡迎生產力較高的長者,但他們大多沒有經濟需要繼續工作;相反,技術水平較低的長者有較大經濟需要繼續工作,但市場卻未必有此需求。另一個問題是,每當我跟工友提出這話題,得到的反應都是:「唔好掛!仲要做?」香港的僱傭保障相對落後,令不少打工仔女叫苦連天,如這情況一日不改,提高長者勞動參與率似乎不會是一個受歡迎的建議。   無論怎樣,如果人口預測準確,兩三年後香港的工作年齡人口將會逐步下降,我們需要盡快尋求應對方法。 《工黨主席 李卓人》
三月 09 2012

  行政長官曾蔭權不避嫌疑接受富豪特別款待引起社會關注。有人認為曾蔭權與富豪份屬朋友,不涉及利益衝突。但是公職人員的工作涉及公共決策和大眾利益,香港經歷六、七十年代嚴重的貪污問題後,實施高薪養廉,以穩定可觀的收入和退休保障,確保他們廉潔奉公,盡忠職守。公職人員職位愈高,權力愈大,社會監察亦愈加嚴謹,要求公職人員在私生活上避免利益衝突。

  曾蔭權出任特區最高權力公職,不避嫌享受富豪的豪華款待,雖未確證有以權謀私的意圖,已有享受利益之實。而防止賄賂條例(下稱防賄條例)第三條清楚訂明公職人員「任何索取或接受利益的行為,即屬犯罪」。可惜該條例對行政長官並無規範,曾蔭權表示特首沒守則可從,只能自主規範,並在傳媒和立法會答問會上,重申他未意識社會要求提高才引發事件。

  行政長官根據防賄條例規定而頒布的《接受利益(行政長官許可)公告》訂明「公務員必須避免接受任何過分奢華、慷慨或頻密的款待,以免履行職務時造成尷尬,或令政府聲譽受損」。

  《政治委任制官員守則》第五章亦規定「政治委任制官員應避免接受過於花費的款待」。曾蔭權要求下屬嚴守上述守則,但容許自己乘坐富豪提供的遊艇和私人飛機外遊,無疑是寬己嚴人,不依他為下屬所訂的規矩。

  曾蔭權將個人貪圖豪華享受的責任推卸於市民的期望改變,企圖洗脫污名,另一方面,現有規管特首收受利益的制度確實存在漏洞,包括防賄條例未全面規管特首,故此廉政公署現時立案調查曾蔭權有否涉及利益衝突並不全面。

  曾蔭權成立的「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負責檢討現有制度的漏洞,不會調查曾蔭權有否違反誠信或瀆職行為。由立法會根據權力及特權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有關事件,是最公開透明的方法,可惜建制派為政府護航,相信通過的機會微乎其微。

  立法會彈劾行政長官的機制將成為制度上最後一步,但亦只是表明立場的機會,因為建制派定必全力護航。歸根究底,曾蔭權由800名特權選委經小圈子選舉產生,無需向市民問責。立法會受制於分組點票制度,監察能力被削弱。防賄條例涵蓋範圍不足,令曾蔭權有空間為自己度身訂造一套形同虛設的規範。

  曾蔭權作為香港首長,上樑不正下樑歪,其誠信和廉潔操守直接影響十六萬公務員的士氣和政府施政的認受性。

  今日曾蔭權有負香港人的期望,而下任特首候選人唐英年於政務司司長任內僭建地庫,知法犯法;另一候選人梁振英在十年前的西九規劃比賽中涉嫌偏私。議會制度不足以全面制衡貪腐,有賴公民社會全力爭取普選,方可廢除小圈子滋生貪腐的情況。

《公民起動主席 何秀蘭》

二月 01 2012

  財爺今日發表任內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中產市民最關心的,相信不是今年會否退稅,而是退多少稅。多個政黨和團體都要求政府退稅,理由是中產「有交稅、無福利」,退稅可以減輕中產的生活負擔。我認為香港中產市民生活壓力大是事實,但「有交稅、無福利」則值得商榷。

  政府統計處根據2006年人口普查的資料,將全港家庭按其每月入息由低至高排列並分成十個等分,分析稅務和福利對不同收入階層的影響,得出的結果頗為「有趣」。

  先說稅務。市民除了需要繳交薪俸稅外,每個住戶亦需要繳交差餉,部分住戶更需繳交地租。一如所料,第十等分(即入息最高的一成家庭)繳交的稅款最多,平均每月12,000多元,而他們繳付有效稅率(即稅款除以入息)為11.1%,亦是十個組別中最高。出奇的是,有效稅率第二高的階層,竟然是第一等分(即收入最低的一成家庭),有效稅率高達10.1%,原因是該組別比較多擁有自住物業的退休家庭,因此差餉和地租支出佔他們的入息一個相對高的比例。如果我們將中產階層定義為第七至第九等分,他們繳交的有效稅率分別為2.2、3.1及5.3%,遠低於第一和第十等分。

十等分組別每月平均繳付稅款及福利轉移 (2006年) (單位:元)

  至於福利轉移方面,統計處只包括教育、醫療及出租公屋的實物形式福利(以現金支付的福利,例如綜援,已計入住戶的入息);教育和醫療按公帑支出計算平均每月轉移金額,而出租公屋則以私樓租金差額計算。各個十等分家庭平均獲分配的福利轉移金額可參閱附表。

  將每個等分家庭獲分配的福利轉移,減去繳交的稅款,可以得出每個等分的淨轉移。第二至第五等分所得的淨轉移最多,平均每月有三千多元;而中產階層(第七至第九等分)的淨轉移亦為正數,即獲分配的福利轉移多於繳付的稅款。

  中產市民的觀感跟統計數字有落差,可能有兩個原因。首先,統計數字是平均數,並不代表同一等分中每個家庭都獲得福利轉移,例如沒有家庭成員修讀政府資助課程,就沒有教育福利轉移。其次,中產家庭獲得的福利轉移只佔入息一個很低的比例,以第九等分為例,淨轉移相當於入息的0.3%,感覺自然是似有若無。

  上述分析希望可以帶出兩個討論話題。第一,中產階層生活壓力大,並不是因為需要支付基層市民的福利,基層和中產可能都是地產霸權的受害者(雖然兩者面對的困難不盡相同)。第二,如果要讓中產市民獲得較好的福利保障,現行的稅收和支付形式需要根本改變,例如改以社會保險形式融資,而福利轉移則跟收入和供款掛勾(當然社會是否接受這一套就另作別論)。

《工黨主席 李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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