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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關係

基本理念

工黨認為,中港關係於過去百多年來的變遷,主導了香港的社會、文化、經濟、政治等各方面的發展。因此,全面和批判地思考中港關係的過去與未來,是理解香港現況的重要方法;而主動參與中港關係的再造和更新,更是改變香港未來的必然途徑。

正正因為中港關係地位重要,香港社會有許多似是而非而又互相矛盾的主流論述,訴說其想像中的中港關係。這些論述不一定解釋全部事實,更可能只是訴說了持這些論述的人站在什麼位置說話。因此,我們必須要對主流論述訴說的中港關係保持警惕,質疑它們所代表的既得利益和權力關係。

從文化象徵和身分認同出發,中港關係自八十年代香港前途談判以來經歷了許多階段。當年英國政府與中國政府就香港問題談判,香港本身卻無從參與,港人感到處身夾縫當中,前路身不由己。對中國內地,國共內戰、連串政治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對六七暴動的記憶,又使港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權誠惶誠恐。八九民運作為一場民眾自發的愛國民主運動,最終以血腥鎮壓告終,一方面為一代港人與中央政府留下巨大洪溝,同時激發了港人的民主意識。這段時期的中港關係,往往表現於把內地描述為一個野蠻和落後的他者,於主流媒體處處尋找取笑內地狀況的機會,以圖緩解港人對內地的恐懼。來到九十年代,隨著內地的改革開放,港人大舉北上投資,香港的夾縫位置被重新想像為中國通往世界的門戶。當時流行的北進想像,則把港式生活理解為內地理所當然的追求目標。這種把到內地掘金理解為愛國行為的中港關係模範,至九七主權移交為巔峰。

我們必須指出,無論是把香港理解為受害者的夾縫想像,或是把香港理解為優勝者的北進想像,同樣為中港關係製造許多曲解,甚至有為既得利益者開脫之嫌。

香港對於英國的地位,從殖民地的建立開始就建基於資本累積。香港的經濟發展並非全靠自由市場所賜,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為扶植圍堵共產主義中國的前緣陣地,是促使戰後香港工業發展的重要地緣政治因素。當主流論述歌頌香港相對於內地的經濟自由和發展成就時,往往忽略了港英政府對資本家的種種制度傾斜和變相補貼,以及對勞工權益的種種抑壓。與此同時,製造業工業北移使得大批本地工人在被剝削多年後被隨便丟棄,面對失業、轉職和工作零散化的新困境;內地工人則要面對高度監控、低度保障的工作環境,勞工權益變成紙上空談,資本主義的價值被神化。

主流論述對中港關係的曲解,於九七主權移交之後變本加厲。隨著英國撤出香港的政治舞台,夾縫想像失去基礎;與此同時,內地的進一步經濟發展,和香港自亞洲金融風暴至非典型肺炎期間的經濟衰退,門戶想像和北進想像同樣顯得不合時宜。取而代之的中港關係模範,是由香港政府和本地特權階級大力鼓吹的邊緣化想像和融合想像。按此模範所述,香港的發展已迅速被內地所拋離,而香港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加速與內地融合,以免被內地的發展所邊緣化。此模範的政策效果於跨境基建和城市規劃中特為明顯,廣深港高鐵和港珠澳大橋就在此等想像下通過動工。

邊緣化想像和融合想像的誤區,在於忽視了中港兩地原有的種種不平等,不會因為其融合大計而消失,甚至隨之而加劇。所謂的中港融合,往往變成中港兩地的特權階級合謀賺取最大利潤的藉口。無論是中資來港上市集資,抑或是港資北上僱用廉價勞動力,說到底都在共同打擊兩地基層,讓資本進一步集中在少數特權階級的手中,頻繁出現的經濟、社會以至環境危機卻要由大多數人去承擔。近年來,特權階級以支持區域融合為名推動大量跨境城市發展項目,然而這些項目的經濟、社會和環境影響往往未經公眾嚴謹論證,日後可能為整個區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更多問題。

這種長遠對兩地普羅大眾同樣不利的中港關係,實基於中國政治的不民主和中港關係的不民主。那些鼓吹邊緣化想像和融合想像的特權階級,無刻訓示港人要學習如何愛國,意圖通過壟斷對中港關係的理解來宣示對中央政府的忠誠,換取其政治經濟地位的進一步鞏固。港人對中央政府縱有諸多不滿,港區人大和政協代表的位置卻被特權階級壟斷,一般市民沒法直接參與國家管治。對此,不少港人已感到極度煩厭。中港融合對他們來說,往往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弊。更不幸的,是這種對制度的不滿有被轉移至民眾生活的趨勢,形成兩地民眾之間的對立,既為始作俑者的特權階級卻被忽略,又為中港關係製造更為複雜和艱難的困境。

工黨認為,無論是九七主權移交前後的中港關係,資本累積和政治角力的影響無處不在。在中央政府的打壓和特權階級的共謀下,香港的主體性被不斷踐踏,以致香港社會對中港關係的思考越來越被無力感所主導。從成立臨時立法會、基本法第23條立法爭議,一次又一次的人大釋法,以至中央政府官員肆無忌憚地意圖操控香港各級選舉和評論本地公共政策,一國兩制的承諾已經越見脆弱。

然而工黨認為未來仍然是光明的,香港有條件也必須要擺脫無力感,為中港關係建立新的可能。我們要撥亂反正,把中港關係引向通往自由平等的道路。我們看見內地的人民已經再不能忍受生活中種種的不公義,維權運動正在各地滋生。盡管面對諸多打壓,仍然阻擋不了民間組織的串連和成長。工黨認為,既然壓迫來自跨境特權階級,反抗也需要由跨境的維權運動來推展。當中國沒有民主,香港也不可能持久地獨善其身。中港關係的健康發展,必須同時建基於兩地的民主發展。

工黨認為香港應主動參與內地各方面的發展,與內地各界全面交流,無論對政治、經濟、社會,以至文化和環境等議題提出各種願景,是為港人擔當國民應有之義務。內地有需要的地方,港人應主動支持;中央政府有過失的地方,港人也應主動指正。因此,港人既有需要全面和批判地認識內地的情況,也需要民主和公開的途徑參與國家政治。

與此同時,工黨堅持香港需要時刻捍衛其獨特地位。香港社會與內地的各種不同之處,往往是香港社會的重要基石,絕不可被隨便摒棄。如果香港的獨特地位被蠶食,將對香港和內地的未來同樣不利。香港既為特區,有條件堅持一套不同於內地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時刻為內地守護不一樣的可能,而這也是香港對於內地的責任所在。

我們明白中港邊境乃人為產物,其意義可隨社會環境而改變。當中港關係由特權階級主導,兩地的普羅大眾便會同時受害。然而於各地居民均能共同參與,在完善法制和嚴謹監管的原則下,我們相信跨境流動最終有利社會發展。

政策重點

  1. 建設民主中國
    1. 平反八九民運 結束一黨專政
      獨立及公開徹查八九民運及六四鎮壓真相及責任;落實《憲法》保障之公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宗教及人身自由;落實《憲法》保障之公民平等及政治參與權利;推動政策公開及信息公開,維護公民行政訴訟權利;加強法治建設,維護司法獨立;推動憲政改革,開放黨禁,推動各級民主選舉。
    2. 支持內地維權運動
      支持內地的民主運動和人權運動;支持內地的環境運動;支持內地工人、農民、城鄉被徵地者等被壓迫人民的維權運動;促進跨境信息流通,普及人權普化價值及社會改革理念;連合內地的進步社會力量,促進內地社會多元發展。
    3. 發揚香港特區角色
      促進兩地人民交流,加深對兩地社會於不同範疇的雙互理解;主動向內地推廣香港於政治參與、行政管理、經濟發展、社會多元,以至文化創新等範疇的經驗;通過各種跨境合作機會,以香港經驗為內地提供不同發展模式的實踐參照;爭取廢除香港傳媒到內地採訪的種種限制,給予傳媒同等的採訪權利;打破特權階級對中港關係的壟斷,推動港區人大代表由普選產生。
  2. 捍衛香港自主
    1. 嚴格捍衛高度自治
      落實《基本法》規定之普選承諾,維護《基本法》保障之公民權利;嚴拒中央政府及內地官員透過人大釋法及其他手段干預香港本地事務;嚴拒中央政府的政治考量影響香港可自行決定的政策和立法,例如入境政策和《基本法》第23條立法;積極運用《基本法》保障之空間參與國際事務。
    2. 保障香港市民權益
      政府應爭取單程證審批權,改變由內地政府主導的移民政策;港人於跨境往來面對困難,無論是社會保障或出入境自由,政府必需主動協助支援;維護港人生育權利,港人丈夫的非港人懷孕妻子應獲得與本地孕婦同等權利,以保障家庭團聚的權利;香港各項社會政策的長遠規劃必需與跨境發展互相配合,以免製造不必要的社會矛盾。
  3. 跨境城市發展
    1. 促進公眾參與
      政府應定期主動公開各個跨境城市發展項目的信息,各部門與內地和澳門代表的工作關係,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的各項文件,尤其是代表香港政府與內地和澳門政府簽訂的各項協議;政府應讓民意代表和公民社會參與跨境城市發展的規劃與協調,如協助本港的民意代表可自由到內地和澳門考察,和邀請內地和澳門的民意代表來港訪問交流。
    2. 監管社會及環境影響
      政府應主動與各地政府商議,按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就跨境城市發展帶來的環境和社會影響訂定評估準則;政府應主動介入,確保跨境城市發展所帶來的利益不會由少數的既得利益獨佔,而帶來的問題也不會由弱勢社群獨自承受;香港邊境地區的發展應同時考慮本港和深圳的環境和社會發展,切合該處於區域生態的角色;新界東北及新界西北的發展,不可因為跨境城市發展的需要,而犧牲當地的可持續發展;嚴格監管各項跨境基建的社會和環境影響,以及其資金運用、工程質量及運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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