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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研究及評論

十二月 13 2013

在庫房水浸,人人要求減稅及派錢的年代,還要求增加稅收,顯然是不合時宜的。然而,明知現時稅制漏洞百出且不公平的情況下,視而不見,並不是正當的選擇。

我們所指的不公平,是一些靠股息收入的超級富豪,其以十億計的財貨,並不計入應評稅入息(薪俸稅或個人入息稅)或應評稅利潤(利得稅),致使坐擁數佰億王國的富豪,比起勞力辛勤工作的打工仔女繳交更少的稅款,造成了所謂的「畢菲特現象」。

設想一名月入5萬的專業人士,年薪60萬元,按現行免稅額下,他應繳稅款為$20,300;而一名超級富豪,他慷慨地只收取旗下公司每月$5500酬金,按現行稅制下,他根本無需交稅,而與此同時,他卻收取20億元股息。這種「賺得越多,交稅越少」的荒謬情境,並非虛構的電影情節,而是正在今時今日的香港發生。大概,首富李嘉誠與其公司的員工正發生著這種真人真事的狀況。

因此,工黨早前在一片減稅的聲音下,逆其道而行,倡議推行大額股息稅,以便擴濶稅基,穩定庫房收入及使稅收制度更為公平。工黨建議每年股息收入的首25萬元免稅,餘額則計入應評稅入息或利潤。以現時平均股息率2.5%計算,相當於擁有1,000萬元股票資產的個人或公司才須繳交股息稅。這麼一來,在現時股市主板市值20萬億元的情況下,平均股息2.5%估算,假設派發股息的一成需要徵稅,香港每年將會徵收多100億元的稅收收入。

當然,主張一出,反對的聲音立即作出攻擊。撇下那些基於意識形態與政治立場不同而作的謾罵外,最出批評者提出的指責,是股息稅會導致雙重徵稅及嚴重影響香港競爭力云云﹗

關於雙重徵稅問題,股息稅其實是降低企業保留利潤的利得稅率﹐前財政司夏鼎基曾於70年代提出設立股息稅,但不獲立法會通過,但隨即以利得稅附加稅率1.5%取代之。這例子正好說明,連為自由經濟學派所歌頌的前財爺也認同,股息應當作利潤收入而徵稅,並不存在雙重徵稅問題。反而,從稅務公平原則出發,由勞力與資本產生的收入一律要徵稅,反顯示了稅制的公平性。

至於會否影響香港競爭力,我們需了解這稅項並非香港獨有,相反環顧世界各地發達經濟體系,其實都正徵收股息稅,當中英國、美國、澳洲及台灣等,更將股息收入以累進稅率徵收,即股息越高,稅率也越高;而北歐、德國、荷蘭等國家,則以單一稅率徵收股息稅,將股息及其他資本收入跟薪酬分開處理,即雙軌入息評稅制。在在例子說明,徵收股息稅是多數發達地區的普遍做法,故此,實際反上應由反對者提出合理理由為何香港無需收,為何香港要例外﹗

我們香港人經常有一個錯誤的歷史認識,以為港英殖民時期的積極不干預正策是香港賴以成功不可動搖的基石,當中的人物如前財政司郭伯偉及夏鼎基等人更被捧上自由經濟神壇,為香港鋪下大市場、小政府、低稅率、少福利奠基者。事實真的如此嗎?

郭伯偉就曾在1966年指出,隨著稅率逐步提高,現行稅制的不公平更加明顯,有需要考慮採用總收息評稅;不過他估計反對者眾,故改推股息稅,但在當年立法局同樣被否決。到70年代,夏鼎基再推之,但結果遭受同樣命運。

由是觀之,像股息稅等較為公平的稅制,一直是當時為政者的主張,反對的,多為商界背景的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到四、五十年後的今天,我們重提大額股息稅,大商家固然同樣的反對,但今天他們不再孤獨,因為他們有一群自命為自由經濟的經濟學家充當打手,做馬前卒﹗

譚駿賢 工黨副主席

十二月 13 2013

星島日報 2013-12-13 A17 | 每日雜誌 | 工字出頭 | By 張超雄

多年以來,各界一直未有就「Dementia」一病的中文譯名作出定案。現時,香港主要將其稱為認知障礙症或腦退化症。早年,此病普遍被稱作「老年癡呆症」,但近年各界普遍避免將「Dementia」與老年拉上關係,因為此疾病並非正常老化的一部分,而是由於由不同的腦部病變所造成,並非只有長者才會患上此病。二○一二年四月,世界衞出組織發布了《全球失智症報告》,正式將其中文譯名定為「失智症」。唯獨香港政府,依舊故步自封地在官方文件上將其稱為「老年癡呆症」,相關的照顧服務亦只以支援老人為主,倘若患者被確診時未年滿六十歲,便無法得到支援服務。

照顧者承受龐大壓力

認知障礙症雖然會影響患者的記憶、思考、行為和自顧能力,但是患者壽命依然可以很長,若能得到適切的支援及照顧,不少患者能夠繼續於社區之中生活。然而對照顧者來說,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絕非易事。不少照顧者更會選擇辭工成為全職照顧者,但無間斷的照顧工作、情緒負荷及醫療開支,都對照顧者的身體、心理及經濟帶來龐大壓力。

民間團體一直強調,政府必須針對認知障礙症患者的特性,設立專門的認知障礙症日間中心,以支援患者及其家屬。惟政府多年來只在合共不足十個單位的安老院舍和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提供相關服務,名額嚴重不足。縱然現時一些非政府機構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這類中心,但因營運成本高,故收費昂貴,基層家庭無法長期負擔。

現時,香港的認知障礙症患者超過十萬人,預計至二○三六年,全港認知障礙症患者的數目將接近二十九萬人。隨着人口老化,認知障礙症患者數目亦會急速增加,訂立制定認知障礙症的照顧政策,理應列為公共衞生之優先研究議題;無奈政府至今仍堅持為認知障礙症患者所提供的「綜合模式底下的針對性服務」行之有效。在這樣的思維主導下,政府只為現有服務提供「老年癡呆症補助金」,然後期望這些日間中心或院舍可以為他們提供適切的照顧。可是,認知障礙患者需要的空間設計、服務安排,以及人手配合等,都有其獨特之處,而且有關的服務及治療必須持續。

我從事長期護理服務以及政策倡議多年,實在無法看見現行支援制度,能為認知障礙症患者以及照顧者帶來怎樣的出路。在外國,一個全面個案管理系統,加上適切的日間及家居服務,可讓認知障礙症病人留在社區,並且為照顧者提供支援,好讓認知障礙患者及其家人可以過一個有質素的生活。

張超雄立法會議員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十二月 09 2013

九月底,政府公布香港第一條貧窮線,《諮詢文件》中指在稅項及福利轉移前的貧窮人口為131.2萬,當中有多達53.7萬人為在職貧窮人士。林鄭月娥司長其後向傳媒表示正研究向在職貧窮家庭提供低收入家庭補貼。

經濟學家佛利民早在五十年前提出負入息稅制的概念,其實就是為在職貧窮家庭提供低收入補貼的制度,讓家庭收入低於某水平的家庭,不但無需交税,反而可以得到税務補貼,保障基本生活水平。反觀現時綜援制度下,綜援戶每月收入超過入息限額,綜援金額就會被扣減。「搵得越多,扣得越多」,往往令受助人失去增加收入的動機,影響脫貧的機會。

我認為低收入家庭補貼的一項重要原則是「宜寬不宜緊」。在目前香港極為嚴重的貧窮問題下,若補貼範圍僅局限在貧窮線以下的家庭,不去協助在貧窮邊緣的家庭,只會造成不斷有家庭跌入貧窮線的循環,情況只會原地踏步。

不少歐美社會都有實施低收入補貼。與香港經濟情況比較接近的南韓是少數在過去20年能夠成功減少社會不公平的G20國家。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前,南韓公共援助的主要對象是因老弱病殘而不能工作的人。金融風暴後,南韓的反貧窮策略明顯改變,採取了積極的滅貧措施,包括落實社會福利改革、擴大社會安全網,對貧困人士提供全面的援助。

南韓的國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與香港的綜援制度相似,住戶的認可收入若低於最低生活費便可申領社會援助。值得注意的是,南韓的國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亦設有豁免計算收入的措施,以鼓勵受助人找尋並持續工作,是一種以積極性福利(Productive Welfare)作為減貧窮的方針。針對在職貧窮,南韓設有「自助自足計劃」鼓勵就業,申請人的收入若低於最低生活開支及貧窮門檻,就可獲得經濟援助。而政府亦有持續就業、社會服務及進入勞動市場三方面的輔助服務作跟進,既幫助改善貧困家庭的經濟狀況,亦關顧這些家庭的兒童及青少年,防止跨代貧窮。

坊間有聲音指若每天工作十小時,每周工作六天,收入就不在貧窮線下。我認為這種說法很涼薄,因為每天工作十小時已遠超先進社會的工時標準,而每周工作六天也不是一個健康的工作日數。我希望大家在討論扶貧時,不要只集中在「多少錢」的問題上,而是討論怎樣才是一個「有尊嚴的生活」。

設立低收入補貼,當然要考慮財政承擔,但除了善用政府非經常性收入和理順與經常性收入的關係外,亦應同步研究擴闊稅基及實行累進稅制。無論如何,政府必須拿出決心,訂定長遠的減貧目標,並短期內設立低收入補貼制度,在現屆政府任期內減少一半貧窮人口的減貧目標。

工黨立法會議員  張國柱

十二月 06 2013

原文載於2013年12月6日 路訊網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12月4日在立法會宣讀聲明,為此一輪的政制諮詢揭開序幕。之不過,真正的序幕,早在11月21日李飛訪問香港,甚至是今年3月喬曉陽到深圳與「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面之時,就已經揭開。

何出此言?

政制三人小組的諮詢文件雖題為「有商有量、實現普選」,但諮詢文件卻將喬曉陽的「意見」羅列,變相為政改設下框架。而且,政府一直迴避講解收集公眾的意見之後,他們會如何量度、如何衡量市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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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03 2013

按以下連結下載文件的PDF版本:

工黨對長遠房屋策略諮詢文件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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